力阻狂輪──潘霍華生命史

◆蕾娜特 • 溫德博士（Dr. Renate Wind）著　
◆陳惠雅 　譯　王貞文　校定

　　在德國，並沒有很多基督徒願為猶太人吶喊。大部分的猶太裔牧師都準備要離開他們的職位，其中一位是恩斯特．弗萊陶（Ernst Flatow）。萊茵省福音教會監理會評定他的狀況：「弗萊陶在外表及本質上，尤其是他的眼睛，看起來具有猶太種族特有的外表特徵，因此不可以擔任教會的工作。」9一九四三年，他在集中營裡失去蹤跡。

　　納粹從一開始就豪不猶豫地進行對德國猶太人作戰的計畫。一九三五年，「紐倫堡種族法案」（Nurnberger Rassegesetze）使得猶太人變成沒有權力的公民，在電影院、游泳池、餐廳及大學裡，四處掛著「不歡迎猶太人」的牌子；「異族婚姻」被禁止，「雅利安人」和「猶太人」之間的愛情會被拆散。迪特里希的雙胞胎妹妹莎賓娜嫁給猶太人，她敘述說：「有一段時間，每一次的門鈴響聲都會使我神經緊繃，因為將近晚上時常會有猶太人『被訪』，據說其中有些是身著睡衣被驅趕過街，有些是被接走的……人們根本就像失去法律保護一樣。」

　　同時，畢勒費德（Bielefeld）的國家警察局報告指出，認信教會的領導人基本上「贊同國家對猶太問題的立場」11，雖然他們為猶太人的宣教及洗禮提出辯護，但是他們也認為，對抗國家民族之「仇敵」及「害蟲」的猶太政策是有道理的。更明顯的是，在帝國教會委員會統一後，有些「溫和」的基督徒做出立場聲明：「我們福音教會沒有猶太人，比任何其他教會都還乾淨」12，符藤堡邦主教烏姆一九三七年在斯圖嘉特的奉獻堂（Stuttgarter Stiftskirche）如此宣告。

　　因此，教會爭戰的前線衝突再度升高，那些信仰前鋒的激進人士現在不只在社會上，甚至在他們的教會也處於劣勢地位；不少個別的基督徒也與他們一起擔當任務，按照良知來做事，並且是在沒有教會領導、祝福的情況下。當他們隱藏猶太朋友、支援受政治迫害的人，或者在崇拜裡為被捕的牧師禱告時，他們的行動完全得不到背後的支持或教會的保護。因此，這個激進的宗教運動漸漸成為國家鎮壓的目標。

　　「認信教會」對國家鎮壓的反對甚弱，他們也沒有盡力反對逼迫猶太人之事。柏林的策倫多夫區的「內在宣教會」（譯註：「內在宣教會」是當時德國的基督教社工聯合會）主管馬嘉．默依色（Marga Meusel）提醒人們應與「非雅利安」的基督徒團結共處，她徒勞地呼籲：「教會怎麼有辦法一再歡樂地做出支持納粹國家的信仰宣告呢？這種宣告是政治性的，教會這樣做就是敵視部分教友的生命。」

　　只有「認信教會」裡那些還緊緊攀住緊急教會同盟的激進派，決定要表白立場。這將是惟一正式的教會宣告，他們控告納粹國家損害人權。這篇宣言將帶來教會爭戰中第一個死亡事件。

　　在宣言的第二稿上，迪特里希．潘霍華的筆跡清楚可見。他除了譴責德國基督徒在公共生活失去見證外，還論及法律的不確定、國家專制及反猶太主義：「當基督徒被壓迫在納粹的世界觀下，被強迫接受反猶太主義、被逼著恨猶太人的時候，他們能以基督『要愛鄰舍如同自己』的誡命，與之對抗。」他的語調非常小心，整篇文章像是一篇專題報告，並且應該只呈給希特勒。「我們在這篇文章裡要告訴『領袖』的事情，都是我們職責所在必須告知的。而教會是在神的手中。」

　　眾人想先等看看「領袖」的反應，再將專題報告的一部分透過講壇向大眾宣告。但希特勒一直沒有做出反應，而臨時教會的領導也不想將他們與國家的衝突由己方開始擴大。直到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三日，這篇神學文獻在《巴塞爾新聞報》發表，其效果猶如炸彈在教會裡爆炸一樣。

　　還沒有人知道那份秘密文件是怎麼流到國外。但是每個在宗教運動裡的人，都知道公開這份文件的下場：整個教會馬上會被牽扯上「叛國」的罪名。「路德教會委員會」與一直不妥協的兄弟會終於決裂；而兄弟會的人在反抗的準備過程，除了怕被懷疑為一群「沒有祖國的臭小子」之外，什麼都不怕。他們匆忙地撇清自己與外國新聞界可能得到專題報告的關係。

　　懷疑馬上落到一個人身上，只有他保有文件的兩份複本。菲特烈．魏斯勒（Friedrich Weisler）是一個學法律的博士生，並且是猶太出身的福音教會基督徒。納粹將以前的地方法院主管驅逐，之前緊急教會執政會將他聘任為法律顧問，他現在是臨時領導組織的文事處主任，對納粹而言，他正是最理想的代罪羔羊。因為結果證實，他至少間接牽涉這件事情，即使是自己人，也無法再保住他。在被監禁之後，臨時教會領導組織將他開除，真的把他當罪犯看待。

　　事情的真相後來漸漸明朗。迪特里希的兩個學生後來將整個報導事件慢慢查清：原來肇事者是助理牧師威爾納．科赫，他長久以來已經和牧師恩斯特．蒂利希（Ernst Tillich）接管「認信運動」的非正式新聞工作，他利用魏斯勒將文件借給他翻閱的一個晚上，自行將這篇文章抄寫一遍。事實上他只被准許擬出一份短短的公報，然後就得將之歸還。當這份文獻快被遺忘時，蒂利希卻將原文的字字句句都公布出來。三個月之後，魏斯勒、蒂利希及科赫都被拘捕，一九三七年二月被送進薩赫森豪森（Sachsenhausen）的集中營。

　　一個星期後，菲特烈．魏斯勒就死了。身為一個「純正猶太人」，他一開始就與其他兩個人分開，並且被送進惡名昭彰的監獄裡。被送到那裡的人，很少能活著出來。魏斯勒遭受納粹黨衛隊員虐待的酷刑達七天之久，最後死於區域領導蔡德勒（Zeidler）的長靴之下。第一個為認信教會犧牲的是個猶太人。

　　今天我們很難去論斷「認信教會」的矛盾政策。他們徘徊於對國家的忠誠與抗議的性質之間，但他們也有自己要追求的目標：在極權統治下為教會爭取生存空間。如果把他們的情況理想化，就像那些不加分辨的批評一樣不恰當。當時除了在「魏斯勒事件」上教會完全失敗之外，還是有團結之聲與抗議的行動。

　　威爾納．科赫的未婚妻從柏林給她父母的信中寫道：「追思禮拜是由牧師漢斯．阿思慕森（Hans Asmussen）帶領。之前蓋世太保就曾問說：『你們想要示威抗議嗎？』在很多穿著長袍的牧師主持葬禮之後，墳墓馬上就被拍照。黨衛隊的人看守墓地達十四日之久（他們想避免人開棺驗屍，以便遮掩真正的死因）。『認信教會』的牧師們一直在講道時宣稱，魏斯勒在二月十三日健康地走進集中營，卻於十九日死在那裡。大家應該為他的太太及兩個小孩代禱……請不要銷毀這封信—但願我們很快就可以從威爾納得到消息。」

　　在這期間，威爾納正在薩赫森豪森的刑事隊裡，為自己的生存而戰。集中營是一個完全不講法律的地方，據稱這是為了「再教育」，但實際上是「透過工作毀掉一個人」。單單在薩赫森豪森，就有上千人因為生病、營養不良，又同時負擔體力沉重的工作而病倒。黨衛隊專橫的刑訊及謀殺，增加無數的犧牲。威爾納．科赫回憶說：「在移動到集中營大門時，我聽到兩個黨衛隊的人在我後面耳語：『今天輪到那個教士了！』當我們幾乎到達那個工作位置的時候，嘶吼聲已經開始：『牧師，這隻懶惰的豬！必須讓他好好休息一下。臥倒！把頭壓在地上！』他們用眼光示意兩個穿綠衣服的罪犯過來，然後命令他們把大量的沙土鏟到我頭上。這些綠衣人是刑事罪犯，他們的囚服上繡有綠色的標誌。我心裡只想：『原來人死的時候是這個樣子。』我嘗試著不大聲喊叫、不掙扎，也完全不禱告。我就任憑那些事情在我身上發生……」15威爾納．科赫好像經過一場夢境一樣。有一個黨衛隊的衝鋒隊長突然在最後一刻跑進來；他們收到命令不能傷害這些牧師，因為「魏斯勒事件」引起很大的騷動。

　　將近兩年，威爾納．科赫是在薩赫森豪森度過；能夠逃過這一劫，他得要感謝他的共產黨同囚的團結一致，他們在被囚禁的那些年間，在集中營裡成立一些非法的救濟組織。科赫和許多「認信運動」的人一樣，對左派有成見。以前幾乎所有的人都很怕染「紅」，並且儘量克制自己不與這些人有任何交往。現在這些人卻變得很重要，並且他們往往正是「救命天使」，友誼於焉產生，這是兩邊的人以前沒有想過的。威爾納．科赫可能就需要這種幫助，因為「認信教會」與他保持距離—由於他之前沒有任何教會的委託，就採取政治行動。

　　但是芬根瓦的人並沒有想要與他保持距離。他們幫助他和他的未婚妻，並且不只是精神支援。當他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被釋放時，迪特里希為他安排一次休養假期，住在波孟省一位大莊園地主家裡。在那漫長的開車旅途中，迪特里希傾聽他的朋友娓娓敘述在德國集中營裡發生的一切。

　　在我信任的朋友中，沒有人像迪特里希這樣具有明確目標的問話。在每個回答之後他都陷入沉默，有時這樣的沉默有幾分鐘之久，然後他才再提另一個問題。我感覺這些事情在他心裡造成很大的波動。我知道他用盡心力嘗試想像：如果是他自己處在同樣的情況下，他會怎麼做。他也確信，他將會遭遇這種情況！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情況對教會中有反抗意識的人愈來愈不利。長久以來不再只是安置結業生的事令人頭痛。二十七個過去芬根瓦的學員，都曾經或長或短地被關進監獄裡，因為他們在宗教團契裡講道時，都做了批判性的宣告。

　　一九三七年夏天，反對教會的領導中心被擊潰。馬丁．尼默勒被捕；他逃過薩赫森豪森集中營一劫，而被嚴格地單獨拘禁起來，成為希特勒的「個人囚犯」。他後來以自我批判的方式，描寫他與他的教會在「第三帝國」剛開始前幾年的行為：「當他們拘捕共產黨員時，我保持沉默，反正我不是共產黨員。當他們捉拿工會會員時，我沒有抗議，因為我也不是工會會員。當我自己也成為被緝捕的一員時，就再也沒有可以為我抗議的人了。」

　　事實上，「認信教會」的組織是惟一還存在，且不受國家影響的機構。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納粹政府下達對「認信教會」的禁令，芬根瓦被蓋世太保關閉。迪特里希遞交給同樣被解散的弟兄之家的弟兄們一本他剛出版的《追隨基督》，並在上面獻辭：「我為在芬根瓦忠實團契的兩年半感謝你。希望我們這條路將成為許多喜樂的追隨者所走的路。」

　　芬根瓦的工作仍然繼續著；迪特里希和他親密的工作夥伴已經蓄勢待發，他們為秘密進行的神學人教育訓練設計方針。但這一步仍是違法，並且與教會絕大多數準備向納粹國家靠攏的勢力決裂。「認信教會」不再是一個機構，現在只剩下它的會員，並且這些人將他們的生命當作賭注。

　　德國猶太人遭受的危險，以前所未有的情況繼續升高。迪特里希的姊夫漢斯．封．杜南毅利用他在司法部工作的關係，警告那些在政治及種族上被追捕的人，希望他們逃離即將對他們不利的措施，他發出警報說：不久之後，猶太公民的護照上將被標上「J」的字樣，旅行會變得很困難，並且邊界可能會被關閉，因為希特勒在吞併奧地利之後，更加強兼併蘇台德區（sudetendeutsche Gebiete）捷克領土的企圖。每一天，戰爭的危機都在升高—而那些反對所謂「敵對德意志帝國的國際猶太人陰謀」的文宣，更是帶來極大的威脅。

　　莎賓娜和格哈德．萊布賀茲沉重地決定要逃到英國。他們的女兒瑪莉安娜回憶道：「九月九日，哥廷根的早晨陽光燦爛。突然間母親匆忙地走進我們的臥房，說：『我們要去威悉巴登（Wiesbaden），你們今天不要去學校。』然後對我們的保姆說：『拜託，請幫兩個小孩多穿上幾件羊毛衣……』我馬上知道，一定有什麼嚴重的事發生了。我父母從來都沒去過威悉巴登，我們也從來沒穿過兩件以上的毛衣。我心想：我們要離開這裡了。我們只能帶走車子裝得下的東西。因為在國外我們沒有錢，所以過邊界時能多帶走的每一件毛衣，都非常重要。」

　　因此，對萊布賀茲一家而言，一段辛苦的流亡生活在倫敦開始了。十一月九日，德國所有的猶太教堂都被放火焚燒。在哥廷根，報紙刊登這則新聞：「不能體諒這件事的人，沒有能力了解民族的心聲。我們看見復仇成癮的猶太神明的廟宇，在火中燒成灰燼……鑒於最近的經驗，我們的城市也不允許有任何東西令人記起這個種族的存在，他們在世界各民族中比瘟疫蔓延還可怕。」

　　「認信教會」對大屠殺保持沉默，而納粹稱之為「帝國水晶夜」（Reichskristallnacht）。從帝國教會所得到的反正一定是掌聲。迪特里希在聖經詩篇裡的兩個句子下畫了線：「他們在境內燒了神的居所」以及「再也沒有先知說話了」，旁邊的日期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九日。

　　兩年之後，迪特里希在一份沒有機會實行的教會認罪宣言草稿中寫著：「教會曾經在必須嘶喊的時候封緘其口……教會曾經看著慘無人道的暴力蠻橫地被使用，無數的無辜者、受壓者承受著身體及靈魂上的痛苦；曾經看著仇恨與謀殺橫行，而沒有發出她的聲音，沒有找出可以趕緊幫助他們的方法。教會是有罪的，她愧對耶穌基督裡那些殘弱又無自衛能力的弟兄的生命。」

（節錄自蕾娜特 • 溫德著，《力阻狂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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