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柏格曼的經典電影《野草莓》中，最後一幕是男主角以撒這一天的若干夢境中最好的一個夢，他來到家族團聚的湖邊，遠遠看到對岸的父母親，遙遙跟他們揮手。
挺有趣的是，在《野草莓》中，大部分主題其實是座落在以撒年輕時被表姊莎拉（ Sara）情感背叛，導致情感重創，而後，這重創嚴重地影響到他後來對婚姻的態度，以至於悲劇接二連三發生，最後妻子出軌、以撒與兒子媳婦嚴重失和。
既是這樣，何以電影最終卻是跟父母和解呢？雖說電影敘事中，隱含著母親的掌控性格與她年老時的孤寂，彷彿掌控性格成為這家族的代代咒詛，但是，電影敘事只是點到為止，這意味，「情感創傷」仍是柏格曼在這部電影中真正要談的重點。因此，電影最終以跟父母和解作為句點，看來是有點失焦，成為疑點。
柏格曼被譽為「存在主義電影大師」，他的電影幾乎都是述及夫妻、親子、自己與他人、人與神的疏離，而他執導的中期電影，也就是跟《野草莓》同期的電影，則是集中處理「人們再也尋找不到神」的人神疏離。在這時期的《冬之光》 (Nattvardsg ? sterna)，甚至表達了牧師自身都不再有信仰，他不相信神的存在，坦承帶領信徒信靠神，是日日重複的謊言。
我們從幾乎可說是柏格曼傳記的電影《善意的背叛》（ Den Goda Viljan）中，可以明顯看出來，在柏格曼這一生中，一直以負面方式影響著他的，是他那路德宗敬虔清教徒式的牧師父親。在清教徒式的信仰生活中，聖俗二分、否定人文藝術的觀念如影隨形，這種清教徒式的敬虔主義，與人文藝術往往呈現著對立。丹麥導演德萊葉（Carl Theodor Dreyer）在他的作品《微光》（Ordet）中，甚至刻畫了鎮上清教式敬虔主義與充滿人文思考方式的基督教信仰徹底對立起來，前者斥後者墮落、後者斥前者偏狹，情況之嚴重已經到了幾乎讓小鎮分裂、勢不兩立，毫無妥協的餘地。
從此處多少可揣想而知，柏格曼這熱愛人文的成長過程，一定跟父親很難溝通，而打從他開始熱愛電影、拍電影以來，他也一定經常遭逢父親的質疑與否定。這父子間各執理念的爭執，在他宣布是息影之作的電影《芬妮與亞歷山大》（ Fanny och Alexander）中，更透過演員家族與牧師家族的尖銳對立呈現出來。也就是說，終此生，「父子衝突」幾乎是縈繞在柏格曼大部分電影中，成為他電影的基調，與其說他控訴上帝不存在，不如說他藉著宣告上帝不存在，跟父親決裂，控訴著父親在他藝術人文世界中的缺席。
這就是柏格曼的中期經典電影《野草莓》，為何會非常奇怪地以親子和解做夢境之結、電影之終；而這和解的鏡頭，呈現的是一種渴望 ──因為男主角以撒終究是站在對岸遙遙揮手，沒有向父母走去。
正因如此，我認為若說要談柏格曼在電影中真正發生的親子和解，應是柏格曼息影後的電視短片《撒拉邦德》（ Saraband）更為恰當；在這部電影中，柏格曼化身成為退隱的老人，少了許多尖銳之氣，卻多了許多需要被關愛撫慰的柔軟，而在這部電影中最終構成和解局勢的，卻不是他自身，而是女人。如果知道了柏格曼這一生對女人的魅力、對女人的愛情與背叛，也多少可體會，這部電影是柏格曼晚年對女性的道歉與禮讚，或許柏格曼也藉此坦承，他與父親之間的長年對立，是惟有透過女人方能達成和解；不管是敬虔清教徒信仰與人文藝術的對立、是牧師與導演的對立，抑或是父子對立，都是男人的弱點，值此晚年，也該一筆勾消了！◆
（作者為資深文字、網路工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