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浦綾子是一位日本家喻戶曉的基督徒作家，在當代文學中享有崇高的聲譽。她筆下的「聖徒」式的人物西村久藏的傳記《北海的奇愛》，更是讓我深刻地瞭解到一群日本基督徒的信仰歷程，他們在社會中雖屬少數，卻奮勇地作光作鹽的心志與生命實踐，而對身邊的環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百餘年來，中日兩國的歷史血淚糾葛，深深的傷痕至今仍未撫平。大部分中國人對日本人仍是心中充滿怨憤，這種怨憤有其歷史與現實的合理性，卻也有非理性的一面——將「日本人」當作一個不齒而異質的人種來看待。很多中國基督徒願意寬恕所有人，偏偏不願寬恕一海之鄰的日本人。透過這位參與過侵華戰爭而誠摯懺悔，實踐基督信念「愛人如己」的西村久藏的事蹟，我們可以看到愛比仇恨的力量更大的上帝奇妙作為。如果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基督徒，真的認識了像西村久藏這樣的日本基督徒，必然會從他身上聞到基督的馨香，必然會承認一個原本刻意迴避的事實：日本人也是上帝所造的、所愛的，我們的同類。
西村久藏一生並沒有創建多麼輝煌的事業，他不是像葛理翰那樣享譽全球的大佈道家，也不是像德蕾莎修女那樣以仁愛之心改變千萬人生命的「媽媽」，更沒有像杜圖大主教讓一個長期實行種族隔離的國家實現了和平轉型。他只是札幌教會的信徒，商業學校的老師，開了一家西點屋，而在戰後匱乏與窮困中，以微小的一己之力，興建了讓無家可歸者落腳的「基督村」。這樣一名平凡的人，卻以一種「愛，直到受傷害」的激情，對待教友、學生、顧客和所有的人，而成為札幌的「天使」。在他去世二十年後，許多札幌人由於對西村的思念，成為奮進的強大力量，甚至以他為榜樣來生活，仿佛他還活在大家中間一樣。。也正是這樣的心靈摯交，三浦綾子為之撰寫一本傳記，儘管「比你自己偉大的人物，你難以描寫」。
與日本所有的基督徒一樣，西村久藏在少年時代受洗歸主之後，其心靈一直被撕扯在「耶穌」與「天皇」之間。這是西方人或中國人都很難理解的劇烈衝突，歐洲和中國的君主雖然也自稱「君權神授」或「天子」，但老百姓基本上將他們看作是世俗的統治者而已；而日本天皇同時具備了「民族祭司」與「神人」的身分。天皇崇拜隨著日本的近代化成為一種理所當然、根深蒂固的「全民信仰」。有一個細節生動地說明了這一現實：當西村久藏的爺爺，一名儒釋價值的虔誠持守者，也是忠於天皇的臣民，在得知孫子信基督教之後，大發雷霆，要將他掃地出門。後來，久藏用愛感化了爺爺並讓爺爺理解和接受他的信仰。但爺爺的底線是：「對皇室不要有過犯，就可以信耶穌。」然而，在日本信仰耶穌，真的可以做到不「對皇室有過犯」嗎？青壯年的西村久藏無法掙脫此種傳統與文化的束縛長達二十多年之久。
基督信仰從猶太地傳向萬國萬民的過程中，必然經歷在各民族「本色化」的過程。這種「本色化」必須堅持基督信仰的核心價值，如果在基要真理上退讓，信仰本身就會發生蛻變。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過程當中，曾經遇到祭祖習俗而引發「禮儀之爭」，並導致統治者下令禁教；而基督教在日本，也遇到「天皇崇拜」的難題。中國學者李向平在《臣民宗教與公民宗教》一文中分析說，天皇信仰是一種臣民宗教，基督信仰則是一種公民宗教，兩者之間存在著劇烈的衝突和內在的矛盾。許多日本基督徒便精心選擇了一條「平衡的道路」，如有兩“J”崇拜，一個是日本，一個是耶穌，希望將基督信仰與日本民族崇拜整合起來的努力，成為近代日本建構天皇崇拜與信仰上帝這樣一種「雙重信仰結構」的宗教社會運動。
在承平時期，「耶穌」和「天皇」之間似乎可以「和平相處」——不就是家裡多一個神龕嗎？一旦發生戰爭，當天皇命令既是他的臣民又是基督徒的日本人，去侵略其他國家、去屠殺別國人民的時候，他們是該服從還是拒絕？是暴力反抗還是非暴力不合作？讓人遺憾的是，絕大多數日本的教會和基督徒，都毫無保留地接受軍國政權的號令，正如當時的德國教會全都成為希特勒為虎作倀的政治工具一樣。這是教會史上不能被輕易翻過去的一頁。
西村沒有成為日本的潘霍華，他是那場戰爭的參與者和倖存者之一，曾三次被軍隊徵召，第一次是一九三七年八月至次年十二月，他以主計少尉被編入駐紮在中國北方的旭川第七師團；後兩次服役的時間較短，都在日本本土。這段經歷讓這個中學時代以來，就是一個和平主義者的西村，深受刺激。他特別關心當時革命中的中國，甚至認真地說過要娶中國女子為妻。他對軍隊中那種簡單樸素的生活抱有相當的好感，在上前線之前，一直認為日本軍人是純真而愛國的。西村雖然沒有狂熱地支持戰爭，但也沒有拒絕從軍。入伍之後，他從朝鮮進入中國北部。他的第一封家書來自朝鮮，寫道：「孩子們都是最可愛的，看到朝鮮人的孩子，眼淚會不由自主地流出來。」到了中國之後，他的信件中有這樣的字句：「中國人決不是敵人，是住在我家附近的鄰居，我想要更深融入中國人裡面。」一開始，他希望能「水乳交融」地與中國老百姓生活在一起。但無法改變的事實是：日本軍隊是侵略者，他本人是穿著日本軍裝的一員。無論他對中國民眾表現出何等的善意，都不足以改變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間的截然對立。
在前線親眼目睹了戰爭的血腥和殘暴之後，西村的基督徒良知，逐漸被喚醒了。這個時候，他的摯友、同樣也是基督徒的岡氏突然來到他的駐地張家口。岡氏告訴久藏說：「因為你有軍籍，我不得不來到殺戮的戰地。我是你的親友，要為你『贖罪』，因而前來這裡服務中國人。」岡氏在北京當一名傳道人，他穿著中國人的服裝，住在中國人的家中，拒絕所有日本人的特權。有一次，他為了救一名中國女子，差點被日本軍官揮刀劈死。岡氏以清澈的眼睛和聖潔的心，在中國大陸目睹日本軍隊與日本人的作為，便對西村說：「上帝會懲罰日本，這次的戰爭一定會戰敗。」岡氏的這種偉大的友情，啟迪了西村重新思考「正義與非正義」、國家的「罪」等問題。但是他仍然沒有勇敢到寧願坐牢也要拒絕服役的地步。
終戰回鄉之後，西村久藏積極參與北一條教會的事工。有一天，教會的小野村牧師被抓走了，其罪名是宣揚「大造大神不是創造主」、「戰爭是罪」。其實，這些都是常識，但即使在教會中講這些話還是危險的。小野村從不隱藏這些來自聖經的看法，也從不考量躲避危險的策略，而遭被捕入獄。後來小野牧師被無罪釋放了，但此事件再次讓西村思考自身的罪——為什麼自己一直對應召入伍的罪行沒有清晰的認識呢？
西村在日本戰敗之後，他對侵略戰爭和軍國主義的反思一步步地深入。曾經參戰的日本兵，人生軌跡各不相同：有人如首相中曾根那樣，頑固地到靖國神社去參拜戰犯；也有人像東史郎那樣頂著恐嚇，公佈當年的日記，讓日軍的罪惡大白於天下；而西村則從信仰的角度，在餘生中不停地懺悔。對西村來說，從軍是他一生中後悔不已的憾事。「拿槍向中國人，即是拿槍向基督。」雖然他只是一名主計軍官，具體任務是軍糧、衣料、住處的籌措等，並不參加軍事操練或兵刃相見的實戰，他沒有真正拿過槍，卻並不自以為義而坦承：「我如果不是主計官，說不定就會去殺人。」他在戰後多次演講中，嚴厲地批判自己的戰爭期間的罪愆。
西村的懺悔超越了日本戰後所謂「一億總懺悔」的層面。所謂「總懺悔」，其實就是「不懺悔」的好聽說法，因為這種思維方式將罪孽推諉到「一億」這個看不見、摸不著的集體之上，需要承擔罪責的變成了「一億」這個「無物之陣」。這樣，個體的責任被完全消解和遮蓋了。然而，每個人的良心都必須獨自面對上帝，都必須對自己的所作所為負全部的責任。與那些含混不清的「一億總懺悔」的高調截然不同，作為基督徒的西村，他的懺悔，是以「我」為起點的，因為「我」的罪孽任何人也不能替代。他在教會的一次講道中沉痛地指出：「關於太平洋戰爭，對於日本政府的方向，當時我沒有堅決反對，因沒有健全純正的信仰。我應該為此一再地認罪，我應該舉起十字架，指出祖國已走入岔路，應該豁出命去反對！這一次戰爭是神所厭惡的，不符合基督之愛的。希伯來書說：『你們與罪惡相爭，還沒有抵擋到流血的地步。』真的！對主耶穌委實有不盡的慚愧。」
西村的懺悔讓更多的日本教友認識到，純正的基督信仰必須超越狹隘的民族主義。在此前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西村和絕大多數日本基督徒都刻意迴避這個關鍵問題：天皇崇拜與基督信仰絕對是無法調和共存的，它們乃是「非此即彼」的關係。在軍國主義高張的時候，做一個真誠的基督徒，也就意味做「天皇的敵人」。然而，沒有幾個人是「天皇的逃兵」，數百萬計的日本基督徒倒成了「耶穌的逃兵」。對於此一事實，西村的憂傷痛悔，宛如在雞叫以先三次不認主的彼得一樣。正如聖經中所說，心中動了淫念的，便是犯了姦淫；那麼，只要穿上了法西斯的軍裝，便是殺人了。西村他承認自己在戰爭期間的軟弱和屈從，違背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西村一針見血地指出：「我沒有真正地信賴主耶穌基督和聖經的話，沒有貫徹到實踐生活中。」而出於人的良心的非戰主義、不抵抗主義，缺乏屬天的力量，則做不到豁出命來救日本國一億同胞。
基督徒要進的門是窄門，要走的路是荊棘路，基督徒的人生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人生。如果放棄這種堅守，失敗便來臨了，正如西村所說的：「我把真理打了折扣，沒有盡心盡意只愛基督。愛基督就是惟一愛日本的路，我不應用世俗的眼光，以為調和中庸，就是對日本和對基督的忠誠保持平衡態度。」然而，真理是不能依照人的好惡來裁剪的。西村在回顧那段如同迷羊一樣的歲月時，說道：「從出征中國開始，我的人生在行軍中迷失了。好幾次我自己察覺到要為信仰為教會有所持守。但愛國之道摻入世俗雜念，使信仰之道缺乏透明度。結果，在國家誤入歧途時，未能發揮真正愛國之機會。為此，我羞愧地在主面前大大懺悔。」這樣的懺悔，字字都浸透了血淚。
當然，這種微觀意義上的個人的懺悔，也需要放在日本的教會史以及基督教「日本化」的歷程這一宏觀背景來對照。日本現代名政治學家丸山真男認為，日本國家之所以是絕對性的價值源泉，關鍵在於它的宗教性，而非政治性。日本人服從國家和天皇有如信奉神靈，具有宗教信仰的功能。西方基督教原具教會與社會之間的二元對立結構，在進入日本社會之際被逐步消解了。在日本本土化了的基督教，對於日本的天皇制與神道宗教，表示了最大的親近，也表達了最大可能的神學詮釋，致力於建構一種日本特色的神學信仰結構。但是，當他們將天皇與國民的關係，視如上帝與人的位格關係的時候，日本基督徒對於上帝的順服，就等同於國民對於天皇的服從了。這是西村久藏成長的大環境，他擺脫不掉文化教育的烙印。
西村沒有終止於個人的懺悔，在自我批判的基礎之上，他還邁出了第二步：對教會的反思。他痛心疾首地指出：「這二十年來，軍國主義下的的日本社會，已與基督的教會勢不兩立，教會的妥協已背叛了耶穌基督。」如果說歐洲教會必須以處理好「奧斯維辛之後如何信仰」的尖銳問題之後，才能繼續存在下去的話；那麼，日本教會也必須在處理好「南京大屠殺之後如何信仰」的切膚之痛後，才能維持與發展其信仰。整個日本教會需要認罪悔改，在最黑暗的時代，教會不僅沒有成為世上的光和鹽，甚至還助紂為虐。如果用此一標準來衡量，戰爭之前長達二十年間，日本幾乎沒有一個屬於耶穌基督的真教會存在。國家主義和天皇崇拜的毒素像大毒蛇一樣緊緊纏繞在教會的身上。
緊接著，西村對日本的政治、文化和信仰互相糾纏的體系，作了深刻的針砭。天皇專制發展為一種「具有日本特色」的法西斯主義，絕對不是一種偶然。日本的近代化過程，民主和人權意識的發展一直是殘缺不全的。日本沒有一個保持獨立性的知識分子階層，少數反對天皇專制的聲音未能影響到大多數人。雖然日本也仿效歐洲建立起「君主立憲」制度，但天皇並沒有從「神格」回歸「人格」，天皇始終淩駕于憲法、政府和人民之上，擁有無限的權力。日本人對天皇的崇拜，不僅是對國家統治的服從，也內涵了宗教性的敬拜和忠誠。日本憲法是亞洲第一部現代憲法，其中明確規定了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但這個自由是在天皇信仰之下的自由。換言之，任何日本公民都沒有不信仰天皇的自由，即便是耶穌之道也被要求服從于以天皇崇拜為中心的皇國之道，必須「通過遵從皇國之道來貫徹信仰，應當各盡其責扶掖皇運」。用三浦綾子的話來形容，「對於人類的思想生活、信仰生活，??應是自己追求所得來的，而這種軍政府擅用軍國主義國家的權力號令天下，讓人民在神社前鞠躬，不但是莫大的人格侮辱，同時也違反明治憲法第二十八條。」作為戰後餘生者，西村這一代日本基督徒已經意識到，國家必須放棄讓自己成為宗教，教會才能成為教會，國家才能成為國家。一個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的公民社會，才不至於走上對內專制、對外擴張的歧路。
那麼，日本教會有沒有可能「置之死地而後生」呢？西村久藏生命中最後的幾年，便是在作此種努力。他毅然放棄「西村」西點屋蒸蒸日上的生意，放棄札幌舒適的生活環境，拖著患有心臟重症的身體，來到江別的荒野，打造了一個收容數百名海外歸國者、復員軍人和流浪者的「基督教共同合作村」。在冰天雪地的荒原中，他帶領眾人修築起簡陋而充滿基督之愛的樂園。他的家，是建設基督村的事務所，也是談心場所，自然也成為臨時教會。這個小小的教會，如同使徒時代的教會一樣，在困乏中成為人們心中的燈塔。然而，因為過於艱辛的勞作，使得西村的健康狀況急遽惡化了，他不得不告別江別原野，回到札幌療養，兩年後發病逝世，享年五十五歲。
愛是永不止息。西村久藏那如同北海道的雪一樣美麗的生命，猶如這花香滿徑的信仰之旅的召喚。◆
（作者為中國大陸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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