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向真理歌唱，彷彿它是安慰、溫暖和乾淨的根源。但在解構中，真理卻是危險的，它會驅迫你進入寒冷之中。尼采說得沒錯，我們 乏勇氣接受真理，然而，只要真理不先殺了我們，它便會令我們更堅強。我們想要真理被弱化、被軟化，被洗滌、被粉飾，就好像《跟隨祂的腳蹤行》某些版本 面上的耶穌，被矯情地描繪成望著天的樣子。
—— 卡普托《耶穌會如何解構》
對難以歸化於教會主義的基督徒而言，閱讀卡普托（John D. Caputo）的作品或許可以得到深刻的共鳴，然而，代價卻是發自靈魂、難以消滅的不安，一如奧古斯丁在《懺悔錄》（Confessions）一開始所提到那顆「不安的心」。這「不安的心」讓奧古斯丁尋訪上帝的腳蹤，他出發之時，尚不知旅途的終點，也不知路上會發生何事，他所有的，不過是自知不知道自己是誰。今日坐在舒適的教堂裡、聽詩班吟唱優美聖詩的基督徒們是否還保有那顆不安的心？或者，我們都已找到確定的方向與答案，早已將心安息在主懷裡？如是，我們再無一點不安，任憑貧富差距不斷擴大、貧窮、戰火、壓迫、歧視在世界持續蔓延？或者，我們可以心安理得地高舉具有絕對權威的答案，使其成為披荊斬棘的利劍，斬平人間一切的多元與差異，卻不再有任何自我質疑？
解構與不安
「解構」和不安始終是關聯的，解構的拆解、重組必然會帶來不安，但不安或許才是上帝國度的起點。一直以來，大多數人似乎對「解構」沒什麼好感，除了艱澀的學術術語讓人望之卻步之外，主要的原因在於，我們目前所認識的基督宗教基本上是「現代 的」，亦即強調教理的系統 、確定 和教會權威的不可挑戰 ，這和解構的基本精神是相互牴觸的。目前任教於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的卡普托專精於當代歐陸哲學，他與解構主義大師德希達的持續公開對話，最終使得晚期的德希達不得不承認解構具有神學的向度。作為虔誠的天主教徒，卡普托的哲學具有濃厚的護教色彩，但他所捍衛的，不是「基督宗教」，而是上帝的國度，更直接地說，對卡普托而言，「宗教」始終應該是一種超越，即超出我們眼前所見的，航向不可見的、不確定的未來，而這個未來不在遙遠的彼岸（天國），而在此岸的悠悠眾生之間。解構是一種激進的（radical）詮釋學，拆解那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一切，對解構而言，不斷地自我質疑與對答案採取開放的態度是必須的，然而，這點對於教會而言，卻像是彈唱著另一個國度的語言。「教會不是答案。教會是提問，這個提問，是一群人的聚集，他們藉由對耶穌的記憶而被呼召在一起，且被這個提問捲入問題之中，他們在呼召中被指責、被質問，無法自拔於這個提問之中，最終了解到沒有簡單、現成、預先包裝好的答案」，教會既非答案，亦非一群君王或王子，而是受召更新。卡普托將用「解構」來詮釋「更新」，唯有在不斷解構的過程中，國度才有可能在此岸的此地發生。因此，在《耶穌會如何解構？》（What Would Jesus Deconstruct？）一書中，卡普托認為，如果耶穌再來，他首先要解構的，就是教會。
上帝國的解構力量
在該書前言中，卡普托提到，這本書是在基督教「右派」在美國興起成為一股強大的政治勢力的背景下所寫成，卡普托顯然對右派不以為然，他認為美國基督教右派的福音已經被擴大貧富差距的經濟政策、敵視移民的社會政策乃至於先發制人的戰爭所俘虜，這一切都違反了猶太先知傳統和耶穌登山寶訓所揭櫫的「好消息」，扭曲了福音的社會意義。右派的福音信息固然是一種可怕的扭曲，但「世俗左派」切斷了追求公義的宗教心、放棄聖經的先知信息，忽略自身歷史的宗教 （馬丁路德．金恩所領導的美國人權運 是這種宗教 的最深刻表現）同樣是一種扭曲：「如果左派在屬靈的真空中論述；如果它除了為隔開教會和國家的那道牆鼓掌外，從不提宗教；如果它絲毫沒有任何更深或更高意義上的屬靈呼召；它便不能期望以和平及社會公義的異象來鼓舞人民。」就福音的社會 與先知 來說，右派和左派、基督教勝利主義和世俗主義都是一種扭曲。卡普托認為，基督宗教與共同善（common good）息息相關，基督徒在投入公共的倫理與政治議題時，不能將教會勢力的擴展理解成上帝國度的降臨，也不能將屬靈的呼召從公共參與中剝離。
儘管如此，卡普托對話或批評的對象似乎更集中在美國的宗教右派。W.W.J.D.（What Would Jesus DoH）——「耶穌會怎麼做」，這個典型的教會標語，形成一個W.W.J.D..工業，出現在保險桿的貼紙、T恤和手鐲上。這雖然看似一個提問，對卡普托而言，這個提問背後卻預設了宗教右派已經肯定自己知道的答案，顯而易見，這個提問只是被用來當作打擊敵人的棍子。事實上，這個標語可以追溯自1896年堪薩斯州托皮卡鎮的雪爾頓牧師受歡迎的著作《跟隨祂的腳蹤行：耶穌會怎麼做？》（這本書據估計賣出了三千萬冊），卡普托在此玩了點文字遊戲，將W.W.J.D.轉成What Would Jesus Deconstruct——耶穌會如何解構。耶穌和解構看似扯不上關係，但若是解構因「不可能者」（the Impossible）而成為可能，正如愛仇敵是如此不可能，但生命的更新、國度的發生卻因愛仇敵才成為可能，那麼，耶穌解構就產生了關聯：唯有面對「不可能者」，我們的生命才能被重新檢視，「當我們被要求去那無法去之處時，才能將自己暴露在粉碎視域、轉化生命的『事件』當中」。當面對愛、饒恕、款待陌生人等一切不可能者時，我們會發現，自己的生命是如此地不堪：我們可以一面頌唱讚美詩歌一面掩面嫌惡流浪漢，不堪、不安啊，生命因此面臨著被破碎、轉化，這就是解構的運作。因此，上帝國具有最強烈的解構力量，因它即是那「不可能者」。
教會只是B計畫
在《跟隨祂的腳蹤行》中，當詩班出色地詮釋著〈耶穌，我背起我的十字架，撇下一切跟隨你〉時，麥克斯威爾牧師剛講完結束一場感人的講道，就在這一刻，一個衣衫襤褸的失業青年走進教堂，向會眾說話：「對我來說，如果所有唱這些歌的人都走出去，將這些歌的內容活出來，世界上很多麻煩似乎都不會存在。我想，我真的不明白。但是，耶穌會怎麼做？」下一個主日，托皮卡忠心的信徒聚集在教堂，發現這個失業青年已經死在牧師館，牧師被迫與這男子死前所說的話面對面，他質問大家：「你是否預備好做出承諾？做耶穌會做的事？」作者雪爾頓牧師呼籲每個個人做出改變和負責任。「耶穌會怎麼做？」這個問題的核心是，我們受召去做像耶穌的事，但那件事的具體內容是什麼呢？「腳蹤」是模糊的，在摸索中，必須面對的是迷路與困局，甚或是走失，也唯有在這種情況下，宗教心才能發光。因此，「跟隨耶穌的腳蹤」應是一種自我拆解、自我質疑的謙卑，對於所有「不可能者」（超出想像以外之物）採取開放：每個提問者永遠必須對準自己眼中的樑木，而不是指著別人該如何做。
卡普托將雪爾頓的流浪漢與杜斯妥也斯基的宗教大法庭關聯起來。某日，耶穌現身在塞爾維亞大教堂外的人群中，再次讓瞎子看見、死人復活，當時的大主教認出這個神祕人物就是耶穌，立刻派人拘捕他。大主教問耶穌為什麼回到地上，祂的工作已經完結，現在權力已經移交給教宗。祂回來只代表了干擾，祂因為這個原因被視為異端份子，再次被判死刑XX「異端份子」意味著任何干擾教會工作的人，包括耶穌在內。教會透過制度 結構的內在力量，為自身賦權，並堅持自己的權威，教會不希望看到自己的權威被威脅，即使是耶穌自己。然而，她卻沒有意識到，教會存在的基本事實在於，她與耶穌之間那道鴻溝，教會永遠不能將自己等同於耶穌或耶穌所宣告的國度，「耶穌會怎麼做？」這個提問始終必須拋向教會自身，如此，教會才會經歷撼 。就此而言，教會只是B計畫，是可以解構的，只有國度才是絕對不可解構的。
人人都喜愛真理，尤其是基督徒，聖經告訴我們，真理使人自由，但它必須先將你的生命整個翻轉過來，因此，需要一點勇氣、一點傻勁，及一點對現況的不安。閱讀卡普托的書確實讓人如坐針氈，只是，我們準備好出發去冒險了嗎？
（作者為政大哲學研究所博士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