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一○年將要落幕時，緬甸傳來了釋放昂山素姬的消息，而北京則傳來了對諾貝爾和平獎的杯葛聲。使人緊張和傷心的還有南北韓的劍拔弩張，中日俄的島嶼之爭，巴基斯坦暴雨成災，聯合國發表九成的阿富汗婦女面對家暴的慘況等。而最令香港人傷心的是八名旅客在菲律賓被挾持後遭殺害。
如果靈性建立的起點是愛己或栽培自己，並願意被更新與改變，然後進入世界服侍社群。這種表達對這城的盼望起了什麼作用？香港的老百姓的各種困境，包括貧窮人和民主之士的掙扎和訴求，不單是經濟困難，而是和全城嚴重的缺乏昐望有關。（註1）對此，我們的靈性觀有什麼提示？
今天的基督徒自由的聆聽天籟，自在的觀看大自然之際，需要傾聽內心的真正聲音和鄰舍的呼喊聲！基督信仰提到神所經營的一座城（來11：10）。這城固然是亞伯拉罕昐望的天上之城，但寄居的聖徒在地上仍努力活出在地若天的生活形態。墨西哥詩人奧克塔維奧·帕斯曾寫過一首名為《另一種聲音》的文章，說：詩歌是介乎革命和宗教之間的另一聲音，是這個世界與另一個世界、是古老又是今天的聲音」。
活在充滿張力、動盪不安之城，我們顯得焦慮，身份不清令我們不知如何發聲。所謂盼望的表達疲弱得像一個衰老的人的微弱聲。老掉大牙的道德綱領已顯得不適切。近代德性倫理的探討強調踐行者自身的德性和品格在倫理抉擇過程中的重要性。因此不再難題的迎刃而解，而是德性及靈性的復原所帶來的盼望。這條路需要我們存著對神的盼望，實踐屬靈操練，並學習去明辨 （discernment） 神如何呼召該如何如何回應社群。
古典的路
當教會仍寄望於規則的設定，追求問題得解決而忽略有血有肉的過程，就會不自覺的落入處境倫理和理性主義的陷阱。當信眾仍追求魅力性的個人領導，滿足制度帶來的安全感，就會墮入與建制及政權妥協的陷阱。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斷然拒絕與挑戰基督信仰的合法性的當權者對話，他不單堅持基督信仰才是建立社會的唯一基礎，他認為神的城是另一個城（ altera civitas），與世俗並無必然關係，因為天上之城好比聖人與天使相交的群體，是反映神對世界原本的心意。
奧古斯丁的理想是社群被神的群體影響及塑造。聖與俗的對立雖然存在，但要處理的不是將對立面去掉，而是弄清層次或先後次序。對建制人仕來說，宗教政治合一表面上是諦造和諧，但當教會不再為信眾和社群明辨，而是讓宗教臣服於政治，教會對不同的勢力如政府或財團還有甚麼話可說？今天我們如何藉先知的位份來為信眾分辨？如何表達我們對這城的盼望？
重溫聖經的提示，先知的表達起碼包括：
1. 呼籲和勸勉百姓回歸到神面前；
2.安靜等侯、禱告，為社群和神的子民哀傷；
3.為社群和信眾重新詮釋時代與社會變遷；
4. 重申神的憐憫：為壓迫者代言與代求、禱告並帶來昐望；
5. 呼召百姓再跟隨。
先知的聲音
侯活士 （Haueruas） 是當代基督徒倫理學家。他跟隨約翰尤達 （John Yoder）的腳蹤，堅持和平主義和非暴力抗爭。他認為道德上的善不等同外在的行為，更要作自我分析。道德也不單是外在活動的總和，而是存有（being）的內涵；因此他注重道德自我的成長與品格的建立。
針對自由主義，他反對神學建基於方法論或哲學及從抽象普遍化原理來推論倫理等方式。他看重敘事所指向的歷史與真理，聖經的敘事及其所承載的神學。因此，道德主體的或自我的位置是重要的。基本上，這是返回古典倫理學的進路-以尋求真理為焦點，然後才是選擇良善。所以德性（virtue）基本上由道德遠象（moral vision）所驅使，而非單單一種道德抉擇的結果。（註2）這種視界聚焦於個人及群體的道德遠像與生命的成長活動，而非客觀性和理性的抉擇。因此崇拜作為教會的中心活動應該是品格塑造的。
教會既然是神建立的另類城邦或群體（an alternative polis/ community），基督徒可以說是另類的寄居者（resident aliens）。教會雖然要認清世界的本質和自己的身份，但不是要改造世界，而是要在世界中見證耶穌基督，讓世界知道其問題之所在，並作出改變。教會作為一個僕役的群體（a servant community），其存在的意義是在於表明教會的認信並宣告神主動承載教會的真理。信徒藉著在基督裡的新生命，在神面前等候與聆聽神的呼召並歸屬於神，從而改寫和詮釋個人和群體的生命。
這樣的說法是否矛盾、傾向被動和消極？甚至會被視為獨善其身呢？先知這樣低調的表達又怎樣帶來盼望呢？當侯活士看到：「我們的世界與生命已破裂失序到一個令我們完全迷失方向，基督徒不單虧欠了自己和鄰舍，承認這種失序只不過是反省到教會並沒有忠心。」 （註3）他是否也有點無奈呢？
真正的溫柔
如果侯活士認為教會或先知的召命是溫柔並非暴力，布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對教會如何見證的看法則比較積極。先知性群體雖是小數，但仍可以在暴力抗爭和無政府主義之外，為世界提供另一選擇。他認為在退隱和禱告之外，「先知的事工是養育，使之健壯並以另一種觀點與意識喚醒主流或建制文化。」（註4）基督教會既然是另一種群體 （alternate community） 必定會有另一種觀點與意識的突顯，並會催使教會激進的與建制劃清界線。那時，教會似乎是站在邊緣，卻發覺正正是這另類的表達強化了他們的生命。
布其曼引用摩西作為另類群體的代表，說明摩西或教會雖然溫柔，但這溫柔並非沒有真理和堅持。另類群體的核心價值是從神而來的盼望和引導。先知要明辨神的帶領，必須對己和對神的真誠 （authenticity），真實或表裡一致的活出對神對教會及對鄰舍的真誠。這份真誠包括謙卑自省，謙遜的向世界學習，但另一方面則要挑戰社會的不真實與虛假。
摩西斷然的與法老王誓不兩立，這反映兩個重要事實：像宗教般的勝利主義和剝削奴役都是失敗者和崇拜假神者的表現，真神所賜予的自由與公義必然彰顯。
出埃及不是一次突擊而得勝的行動，其最終目的是要徹底的衝擊埃及王國的意識形態。摩西的新歌（出15 章）不單說明耶和華神的得勝和尊崇和依靠神是正確的選擇，更指向與主流文化截然不同的模式。
然而，布格曼在提醒教會免於被馴化 （domestication） 的選擇時並不是一味的激進，他亦提到如耶利米的哀傷和必須付上的生命代價。 因此，當教會批評建制而提供的另類並沒有包括從神而來的盼望與自由時，教會就根本忘記了牧養和培育的重任。另一方面，當教會停留在與建制合流而沒有為這世代的需要作出指證及引導，教會同樣沒有沒有忠於它的召喚。
結論：信仰的表達
侯活士在他與尚. 雲尼亞 （Jean Vanier）合著的新作中提到溫柔的政治 （politics of gentleness）（註5）。 他認為尚. 雲尼亞創立的《方舟》（L'Arche） 群體 與整體文化的自由與現代化取向的生態是相對的。（註6）《方舟》見證了一個與別不同的群體 （ contrast society ） 。雖然這群體在精神上殘缺，心靈上孤單，但這群體指向的是那位拆毀了中間間斷的牆的耶穌基督：祂不是以暴力拆毀，而是以溫柔將人心的恐懼驅除，將傷口醫治，並諦造了和平。
如果沒有如《方舟》這類的群體，我們便沒有其他選擇，教會也發揮不到溫柔的政治影響力。只要《方舟》繼續存在，它就見證了一個非私人化的信仰如何溫柔的堅持召命；他們忍耐和平心的服侍無權弱勢者彷忽對上層社會和當權者的提示：「我們似乎沒有為社會提供答案，但我們努力活出一個滿有人性和服侍弱勢者的承擔。」（註7）
侯活士並不是一個社會改革或行動者。 在某程度上，他或者更接近那些退到沙漠抗衡當代的敗壞的沙漠教父。在當今荒謬性和不合理性導致太多生靈塗炭的時代，他的提醒足夠了嗎？ 這樣的立場和那些獨善其身，只談教會增長，或與那些所謂「文化基督徒」，只傾向以激進的手段衝擊建制；又或與那些已經與建制合流的「既得利益者」有什麼分別？
潘霍華實踐了激進的革命因為其他「先知」已和建制同流；他並無選擇。在香港，如司徒華般的社會行動者同樣會認為激烈的回應是唯一的盼望。在選擇安靜非暴力的行動中，靈性的位置及比重究竟如何產生平衡作用？馬丁路德金的榜樣有什麼提示？
電影《戰火浮生》（The Mission）（台灣譯為《教會》） 兩個主角（飾演傳教士）不同的選擇，結局都是一樣。在殖民主義者進攻傳教士和印第安人建立的教會時，其中一位主角 （勞博迪尼洛） 決定要幫助印地安人抵抗白人的侵略。 但另一位帶頭的傳教士不肯用武力，他說：「你的決定等於背叛了我們一直所教導的。如果力量決定一切，那愛就沒有任何意義了。」最後勞博迪尼洛戰死，而這位帶頭的傳教士，則是選擇陪伴老弱婦孺，安慰他們，與他們在一起。靈電影末段的一幕是他高舉十字架在前行時被西班牙士兵射殺。
我城的盼望不能停留於懷勉光輝的昨日，或毫無指望的將來。敬拜神得到由神而來的支持並在個人及群體的屬靈操練中得到煉淨與光明將使教會免於崇拜權勢及自我崇拜。而忠心於從神而來的異象與明辨的證據，然後憑著信去宣講、服侍及作出批判，將會帶領教會體驗他們的的確確是與別不同的群體。◆
（作者為牧師，香港靈根自植國際網絡負責人）
註釋：
1. 有論者認為香港的困局是開放型社會和封閉式政府的對立，回歸以來，香港特色和香港精神逐漸退色。加上不同的社會問題的困擾，香港人失去了朝氣與盼望。
2. 參曹偉彤，〈人性與德性〉香港：浸信會神學院，2004. 郭鴻標，〈侯活士的德性倫理〉，《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叢書（六）-基督宗教及儒家對談生命與倫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宗教與中國社會研究中心，2002），頁161。
3. 原文是 "Our world and our lives are far too fragmentary and disordered to know where we are, but at least Christians owe it to themselves and their neighbors to confess that such disorders is but a reflection of the failure of the churches to be faithful." 參考 Stanley Haueruas, A Better Hope, : Resources For a Church Confronting Capitalism, Democracy and Postmodernism, Michigan, Brazos Press, 2000. pp.37
4. Walter Brueggemann, The Prophetic Imagination, 2nd edi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01
5. 參 Stanley Haueruas 與 Jean Vanier合著的新書：Living Gently in a Violent World, Illinois: IVP Book, 2008
6.《方舟》是關心身心靈殘障人的群體，為尚.雲尼亞創辦。現在世界不同地方均有中心來服侍殘疾人仕。
7.同上，頁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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