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藤周作被譽為「日本天主教文學的基奠者」，他的主要作品皆與宗教相關，可以說對基督宗教信仰的體會和探索是他創作的泉源。
遠藤的信仰源於他的母親。年幼時，雙親離異，在離婚的痛苦下，他的母親透過信仰找到了慰藉。遠藤十一歲時，因著母親的期望，遂和哥哥一起受洗，成為天主教徒。日後，這個信仰對他來說就像是一件「不合身的洋服」，他沒有像一些日本基督徒作家，毫無困難的接受。他曾表示：「好多次想放棄，因著我對母親的情感而不容許自己這樣做，所以我決定修改這件洋服，在沒有改變基督信仰核心下，轉化西方基督宗教以適應日本文化，並以此作為小說創作的主題。」
日本基督徒作家的難題
身為一個基督徒作家，遠藤周作在文壇上面臨了兩難：其一是日本近百多年來文學界有一個現象，那就是文學與宗教不能兼存。其二是對日本風土而言，基督宗教傳統始終時日尚淺。因此，遠藤面對的是文學與宗教的對立，以及宗教意識和傳統精神方面的對立，即一神和泛神的衝突。
日本近代文學是從倣效歐洲文學開始的，但僅止於形式上的倣效，捨棄培育歐洲人心靈的基督宗教土壤。然而自明治維新時期，一些日本作家接觸基督教（新教），當中為數不少受洗成為基督徒。他們嚐試透過教會所傳達的基督信仰，並所得到的見聞與體驗為基礎，以詩、小說來表達對人和人生的看法，但最後皆脫離基督信仰。對此，學者武田友壽表示，導致如此現象是因為文學界和宗教界皆主張文學和宗教水火不容，無法在同一個人身上並存。曾是許多作家的「導師」，後來卻遭到這些作家背棄的內村鑑三曾聲稱：「『藝術與文學』會導致善良的信徒走向罪惡，使他們的信心遭挫，為有害之物，信徒不應接觸。」事實上，內村的忠實弟子有島武郎和一位有夫之婦發生不倫戀因而殉情，轟動了當時日本社會；志賀直哉的作品表明了他反對內村鑑三對貞潔的嚴格要求；正宗白鳥也背叛他。即使沒有內村的主張，不能否認：文學容易導致信仰的喪失。
武田指出，「宗教與文學不可並存」──這是日本文學近百年經常被論及的主題，然而，從來沒有人公開聲明它的正確性，擁有宗教信仰的作家亦甚少在作品中討論信仰。是何緣故？武田說，日本的知識分子認為宗教是一種迷信，研究學問而擁有沒有理論根基的信仰是一種恥辱，因此這些人在思想和心理上已接受了「作家不可能是信徒」這個觀念。
「泛神」與「一神」的衝突
遠藤是以〈諸神與一神〉的文藝評論出現於日本文壇，這是他在慶應大學二年級發表的文章。所謂「諸神」指的是日本風土的泛神論，「一神」指的是基督宗教的「神」。在〈諸神與一神〉中，遠藤探討一神論與泛神論之間的對立和矛盾時，不是用理性、客觀來分析，乃是把它當做切身問題來討論。他在少年時期因母親的緣故，於非自願情況下受洗成為基督徒，在這個經驗下，他將自己置放於一神論的秩序中；然而在情感和精神上，卻無法抵抗日本的傳統──泛神論的召喚。
在這篇文章中，遠藤披露，透過堀辰雄的體驗，意識到在堀辰雄身上窺見了自己將來的發展。堀辰雄的創作主要是以歐洲的寫實主義和「私小說」為主，深受法國里爾克和莫里亞克的影響；晚年回歸傳統，醉心於日本的自然風景、寺廟和美學。遠藤認為這個轉換是從「神（一神）的世界」走向「諸神的世界」，這是無法抗拒泛神論之誘惑的結果。除了堀辰雄，遠藤還指出多日本作家蹈此覆轍：例如夏目漱石所主張的「則天去私」、志賀直哉在《暗夜行路》中所標榜的自然信仰、橫光利一在《旅愁》中對基督宗教之否定與對神道教之肯定，還有川端康成對日本美學意識的禮讚等。這些與崛辰雄類似的例子，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比比皆是。
日本人的宗教和精神觀點
有關日本人對信仰的看法，武田友壽指出，日本是一個信奉多神教的民族，將自然神化，崇拜自然，創造了一種混合神道、佛教、儒教的獨特文化。關於信仰，日本人的態度極為寬容，這和他們對人生和人類所持有的看法是一致的。日本是一個自我意識極為薄弱的民族，日本人的理想人生觀是消除自我，與自然或「天」合而為一。夏目漱石以「則天去私」為理想，可謂典型日本精神的代表。儘管醉心於歐洲文化，大多數日本人仍然遵奉夏目漱石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是日本人傳統的習性，也是「神道」和「禪」的產物。
寺田寅彥歸納日本人精神生活的根本：「有人說：單調荒涼的沙漠國家，會產生一神教信仰。那麼，像日本這種擁有多采多姿、變化莫測自然環境的國家，當然是會產生多神崇拜了。山、川、草、木皆是神，皆是人。唯有崇拜自然、順從自然，生活、生命才能獲得保證。此外，在地形影響居民的安居性與土著性的結果是，他們所到的每個村落，都會建立鎮守該村落的神社。」
日本人對宗教信仰的包容，學者山岡三治表示，日本人普遍對所有宗教抱持平等的態度，他們不喜歡排外、排他性的宗教團體；認為宗教間的和平關係更優先於宗教的教義，所以多數人會選擇在佛教寺廟舉行葬禮，婚禮則在基督宗教的教堂舉行，新的一年到來則會到神道教的神社祈福，依時節的需求而擇取不同的宗教。
從上述可知，遠藤存在於「諸神」和「一神」的夾縫中，他感到苦惱不安，無法漠視二者之間的對立與矛盾。在大學年輕時代就開始關注東方與西方的世界觀的分野；清楚意識到泛神世界和一神世界、日本文化與基督宗教之間的距離。後來，他在〈異邦人的苦惱〉中，提到：
基督宗教文學唸得越多，我越覺得我與它們之間的距離反而越大。距離感的產生當然不只是針對基督宗教，幾乎對於所有的外國文化都是如此。然而或許就是因為基督宗教與我們的差別太過強烈，才讓我覺得與西方文化之間有距離。
遠藤所謂的文化距離感或差異，在他〈基督宗教與日本文學〉的文章中，可進一步看出：
基督宗教給予現實的背後一個超自然的世界，因而，西歐作者不像日本的自然主義作家一樣只限定於摹寫日常現實。基督宗教中的對立精神，不僅限於現實面的對立戰鬥，並且關涉到形上的層面。日本文學就算描寫這樣的對立，也是片面性的，會在日常性之中煙消霧散。
「對立」的精神似乎在日本人的意識中非常淡薄。遠藤曾提及，有關西歐疆界區分的意識、對立的、主動的，是日本人極度欠缺的部分。因為日本人精神根植於泛神性的風土，除了感受不到個別與全體的截然區分，且不要求對立，所追求的可以說是疆界與界限的模糊和曖昧的東西。
結論
遠藤沒有迴避與生俱來的日本傳統與文化帶給他的影響，他的許多文學作品都在「基督宗教與日本」、「西方與東方」、「一神與泛神」、「父性宗教與母性宗教」等課題之下進行探索，可以說，他的創作具有文學和神學的雙重價值，並且在日本文壇可謂是一個異數。《海與毒樂》是他早期文學的代表作，突顯日本文學所欠缺的「罪惡的意識」。其實，遠藤早期作品，主題側重於日本與西歐文化之間的比較，亦即是一神論和泛神論的差別。由於關切基督宗教在日本適應性的問題，遠藤中、後期的文學作品則明顯轉移到基督信仰如何能在日本這塊土壤紮根，作品呈現出濃厚的「母性意識」、「母性神」的氛圍，並且認為母性宗教是最適合日本人的心靈。
（作者為輔大宗教所碩士，現任文字工作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