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經過了二十二年，香港人與教會始終揮不去的是鬱結於內心的「平反六四」情意結；每年港人公開悼念六四活動標誌著「一國兩制」下，我們仍可在中國主權管轄下一小塊地土享有表達異見的自由。筆者嘗試就個人觀察及有限參與，就教內報刊、民運反思祈禱會與六四紀念禱文登報聯署等現象，說明了香港教會「六四情意結」的三條道路： 自限、限人與自主。
自限之道
按《200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反映，香港教會與內地教會有交流的，佔整體的63.3% （2004年同性質的調查反映有50.2%）。不同的宗派組織與機構，均有同工定期北上訪問內地，或有內地教會與政府機關人士來港拜訪宗派組織、機構與神學院等。
因著不少領袖在內地有其事工或服務的考慮，大多不願鮮明地表達對六四的看法或立場，憂慮因而影響了關係，從而帶來事工的限制與不方便。筆者諒解不少教會領袖為了顧及堂會或機構，避免參與明顯地違反中央權力意志的活動。個人靜悄悄參與每年維多利亞公園舉行六四燭光晚會不是問題，但參與民運反思祈禱會或具名登報聯署六四紀念禱文，則有所保留。
就筆者過往至今的接觸，有部分堂會於六四前後的主日與祈禱會，不少採用「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成立於1989年，執委為蔡元雲、胡丙杰、盧龍光、朱耀明、周榮富、林海盛、李信堅、劉子睿、梁恩榮、翁偉業） 撰寫的「六四紀念禱文」或「中國主日啟應禱文」；有些刊登於週刊，有些則用於崇拜的公禱程序。
從現實理解，當前香港教會主流對六四事件的論述，停留於自我限制的意識形態；大多教會領袖採取明哲保身，避免作出任何被理解為衝擊中央管治權威的言論與行動；畢竟教會的首要之務並非「平反六四」。《2009香港教會普查簡報》指出，大多堂會關注的社會課題為經濟 （佔整體堂會的63.9%）、家庭 （52.4%）與性倫理 （39.9%）等，民主進程的關注程度由2004年的12.4%下跌至2009年的5.7%，這些客觀數據說明了香港教會對較敏感的政治課題如六四事件的戒心。
限人之道
第二條路線，與第一條路線的分別，則在於有教會領袖不僅基於個人考慮而自限，更進一步為了取悅權勢，甚至限制他人就六四表達意見。六月五日香港基督教兩份有代表性報刊:《基督教週報》與《時代論壇》的版面與內容至少反映若干事實。
《基督教週報》內容隻字不提六四事件，而《時代論壇》則於第二版用了半頁篇幅報導「民運反思祈禱會」，並於公開園地刊登了陳中禧來稿〈六月第四日重組〉（第1240期）。《時代論壇》於早一期 （5月29日） 的封面則是一端是六四廿二週年研討會的報導，另一端則刊登了整篇六四紀念禱文。這兩份報刊截然不同的取態正好說明了教會領袖對六四事件的立場。
由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出版的《基督教週報》，迴避任何與六四相關的文字；筆者多年前為此報刊撰稿時，文內任何提及「六四」的片紙隻字均被刪掉，也有其他作者的文章有類似下場。對這些在位領袖而言，六四是敏感字眼，為了與中國大陸保持友好關係，任何觸動政權神經之事，還是不提為妙，不僅對六四表示沉默，更限制了作者們表達六四的自由！ 就筆者接觸，持守此種自限又限人立場的，仍是極少數。然而，隨著年日與權力的增長，筆者憂慮的是部分自我約制的領袖，為了合理化其「自限之道」的高明立場，不自覺或有意地作出了「限人之道」。
自主之道
第三條道，筆者稱之為「自主之道」；香港回歸中國後仍能公開悼念六四，正是「一國兩制」下的言論與集會自由。當有一天，香港人與教會不能公開表達「平反六四」的聲音，意味著香港不再是「特別行政區」了 ！
香港仍有少數領袖如蔡元雲與盧龍光等不畏形勢，公開地發言或登報聯署，表達教會對六四的信念。胡丙杰（中華基督教會合一九龍堂主任牧師） 撰寫文章〈六四不應是教會禁忌〉（刊登於基督徒關懷香港學會出版之《基關窗》，2011年4月），他這樣分享:「近期卻聽到『六四是教會禁忌』的聲音，非常奇怪。本人在牧養教會的經驗中，每年都有三、四十位弟兄姊妹自願聯署登報『六四紀念禱文』，亦將此禱文轉印於教會週刊內，而六四期間的講道亦配合，從來沒有人質疑，大家都默默地支持中國民主運動及為六四受影響者禱告。所以，從來不覺得六四是教會禁忌。」
筆者也參與了「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主辦的六四民運反思祈禱會，約四十多位出席。聚會其中一項是由一群青年人以「八十後的六四」為題，分享對六四的感受，他們認為「歷史不能遺忘，要薪火相傳，直至六四平反的一天。」蔡元雲醫生分享： 「一個國家失去記憶是可恥的，忘記自己身分是羞恥的」。教會每年堅持舉行六四祈禱會不是「發牢騷」，而是盼望歷史得著延續，使後人能認識此事，得以從過去歷史來建立國家意識和身份。與會者寫下個人對中國的心願，並以茉莉花表達心意，並由「我要回家運動」發起人朱耀明祝福，結束聚會。就筆者過往至今的參與，除了「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執委外，在位領袖參與的確實寥寥可數，尤其是堂會教牧同工。
哪條道路 ?
筆者尊重不同人士選取不同道路；基督新教本身是多元表達，就政治或公共事務不一定有一致的看法。然而在一些政治事件，如六四事件、二二八事件等，對錯較為明確，教會應該選擇站在接近公義的一方。當教會享有自由與自主，卻怯於政權或形勢，表達適當的道德勇氣，我們就失掉了在公共空間的先知聲音。教會領袖不能取巧地在事件已有公論時，才插上附和的聲音；乃是在事件的抗爭過程中，因著信仰，不再計較名利、權力與得失……等，對任何違反人道與公義者，予以譴責。
猶太裔學者漢娜鄂蘭 （Hannah Arendt） 著有《責任與判斷》（Responsibility and Judgment），其中第六章探討天主教會，特別是教宗庇護十二世 （Pius XII） 對納粹暴行的漠視沉默，鄂蘭於文內指出教會對有關指控有三方面回應。第一種回應我稱為明哲保身「抗議和譴責的態度……不僅徒勞，而且有害 : 這是問題的重點」（279頁）。第二種回應則是勢孤力弱，天主教徒無法動員與組織起來；鄂蘭反駁納粹佔領地區時，天主教徒佔多數，只是教會高層的怕事，間接助長了納粹的暴行。第三種回應則是保持中立，有意見認為：「戰爭之中，教宗一份權威聲明就可能造成分裂」（279頁）；即使教宗看到希特勒發動「不義之戰」，但他認為共產主義較納粹主義更危險，於是「保持中立」意味著教會不敢向納粹政權譴責與採取行動，同樣助長了納粹的權勢。
教會的明哲保身、勢孤力弱與保持中立，在某些場景是不得不然的 （中國大陸絕多教會未對六四事件表態，筆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當教會享有自由與自主，卻自我限制，甚至限制他人，這是可悲的！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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