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Dag Hammarskjold 1905-1961）與一群聯合國官員與記者坐上專機，由當時的剛果首都利奧波維飛往內陸與羅得西亞交界處。那是剛果內戰以來，軍事衝突最激烈的地區。他們是要與軍頭崇貝（Tschobe）進行停火協商。他們始終沒有到達目的地。在叢林邊，這架專機被擊落了。當羅得西亞警方到達時，已經有人用槍掃射了這些落難的人，又搶去所有值錢的物品。整架座機的乘客無人倖還。
在利奧波維，哈馬紹所待過的房間裡，留著一本他出發前往叢林前所讀的書。在進行這一系列艱難的政治協商時，哈馬紹帶在身邊的，乃是多馬肯培（Thomas a Kempis）的《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這本十五世紀的靈修名著，幾世紀來揭發了宗教改革者、敬虔運動者與在亂世中堅持真理的殉道者，是追隨基督者的心靈分享。
一九六三年，依他的遺願，朋友將他的靈修手記出版，世人終於可以窺見這位使人和平的人的內在路徑。我們想由這本手記來看一位使人和平的人的生命情境。
和平使者遭殺戮的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他們被稱為神的兒子。但是身為神的兒子的祝福是相當沉重的，因為我們乃是活在一個將神的兒子審判、定罪、吊掛在十架上加以殺害的世界裡。在這樣的世界裡，堅持效法基督，成為神的兒女，並非一條輕鬆之路，有暴力與仇恨的陰影不斷在威脅。使人和平的人有福了，那是一種超越這個世間價值的福，是在人性的暗夜裡一束指向上帝的微光，是全然的獻祭。
兩個哈馬紹
達格．哈馬紹在一九○五年七月二十九日生於瑞典南部的勇克賓城（Jonkoping）。他的父祖都是當官的，教導他作為一個服事人民與國家者應有的德性與智慧，母親的家庭則出學者與牧師，他們揭發他（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激進地信仰福音，就是深信所有的人，或在人前或在神前，都是平等的。」
他的學問是淵博的，行事風格是謹嚴的。他所受的教育有語言、哲學、法學、政治學與經濟學等。三十歲，他就成為經濟學的教授，不久，就開始在瑞典政府裡擔任各項財經要職，以計畫經濟的理念，服務著社會民主黨的政府。他的父祖身為貴族，在政治上是保守黨，但是，終其一生，哈馬紹始終沒有加入任何政黨，堅守技術官僚的分際，不因執政的黨派來改變服務國家的態度。
瑞典在兩次世界大戰時，都以各樣的外交手段，保持了中立，可說是個外交甚強的國家。在俄國與西方大國當中的夾縫裡求生存的經驗，讓許多瑞典的秀異份子投入了國際間各種維持和平與安全的組織，發動普世教會運動。哈馬紹的父親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擔任瑞典首相，領導國家度過財政與政治危機，戰後又長期擔任海牙國際法庭的法官，是典型瑞典式的世界責任觀點下的人生。在文化背景與家學淵源下，塑造了一位嚴謹認真又肯犧牲的外交官。
一九四八年，在瑞典外交官貝那當（Folke Bernadotte）為了協調剛建國的以色列與周圍的阿拉伯國家的問題，遭錫安運動者刺殺。一九四九年，哈馬紹正式領導瑞典的外交部，繼續著負起對這個世界的責任，進行那些困難無比的和平協商。一九五三年，他被選為聯合國秘書長，一九五七年又再續任，一直到他去世，共擔任了八年的秘書長工作。這段期間，有蘇底士運河危機，在遠東爆發了韓戰，而逐漸白熱化的冷戰結構，出現在紛紛尋求獨立的非洲國家，在民族的衝突矛盾上，添加了意識形態的鬥爭。就是在這樣的緊張局勢裡，哈馬紹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在他生前，哈馬紹的名聲是建立在他的政治才幹與協商的能力，在於他握有的權力，以及他在瑞典學院與各大學裡所得到的榮譽學位。他在面對蘇聯的赫魯雪夫威脅他下台時，表現出從容冷靜的強硬態度，一篇措詞犀利，堅持不向蘇聯屈服的聲明，贏得聯合國的尊嚴，至今仍為人所稱道。
但是，在他遭遇暴力，不幸殉難之後，在他的遺稿與藏書中，另一個哈馬紹開始浮現出來：原來這位在冷戰剛開始時，負著重責，在兩大國際政治陣線當中折衝的政治人物，竟是一位懇切地尋找著內在安寧的追尋者，是一位把自己的生命視為獻祭的禱者。藉著他的遺稿，世界認識了另一個哈馬紹。
自大學時代開始，哈馬紹一直都持續地寫著心靈的札記。那是他省察自己，與上帝對話的紀錄。詩篇，福音書，中世紀的聖人著作，各國一流的文學作品，在手記中像花朵四處綻放，讓人看到經濟學家與外交官的頭銜之下，那個潛入自己內心深處，與神同行的單獨個人。原本，他並沒有打算將這些札記出版，因為那是極為個人、極靈性取向的文字，是內心旅程的紀錄，完全沒有將外在的世界所發生的事記下來，不管是世界大戰，哥哥之死，文明的危機等，都無法在這些靈修的紀錄裡刻下痕跡。
直到他擔任聯合國要職，不斷遭到批評與誤解時，為了自己身後的清譽，他開始思考有一天要將這些手記出版。他留下書信，交代他在聯合國的同工說：「我後來的命運，以及那些關於我的報導與評論，讓我改變我的想法。要描寫我這個人，最好的方式是透過這些手記。所以近幾年我已經開始想著，有一天可能要整理出版。但我仍只是為我自己寫著，沒有想過要成為大眾的讀物。」哈馬紹也早已將書名想好，叫：《路標》。這本小書，直到今日都還是雋永的靈修文學。
對抗死亡的吸引力
在《路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與自己內心的幽暗搏鬥的人，在孤獨徘徊裡發現著人性的限制，以意識到人的有限的覺知，與永恆的上帝對話。
這旅程開始之時，二十歲年輕的哈馬紹就已經在努力建造自己面對生命的終局時的基本態度，他寫道：
「在生命的樂章結束時，我將仍是一個求問者，
在靜默中，響著一個清晰樸素的聲音。
人，微笑著，保持開放誠實，
控制肉體而得自由。
盡其所能，回歸本我，
以單純的奉獻心志，迎向一切。
明晨，死亡若與我相遇，
他的劍刺入的，將是個醒覺的人！」
這種在面對生命的終局也不落入虛無怨歎，永遠保持醒覺的態度，確實支持著哈馬紹到最後一刻。
有好幾年的手記，都是以「長夜將近──」開始的。這是一首瑞典聖詩的開頭，哈馬紹的母親喜歡在過年的時候，為孩子朗讀這聖詩。這種長夜將近的憂患意識，激勵他隨時隨地審視自己的生命。
比如說，一九五一年是這樣開始的：「長夜將近─—在面對那揀選的手、試煉的手時，我只願日子與年歲都融成一個頃刻，就是死亡之前的那一瞬間，在那一刻，每個生命的片段將被死亡之光照亮，亮到足以與死亡本身的分量相提並論。」
他曾用類似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 1897-1962）的文筆，冷靜詳實地描寫一位年輕人自殺的過程。他瞭解也同情這種被死亡所吸引的狀態。他曾寫道：「疲乏的心遮蔽痛覺，以死亡來魅惑你：離開孤寂，逃入死亡吧！不！死亡應是生命最終的禮物，不該是迷惑人的謊言。」
「最困難的事：選擇死亡的權利！一個無人可逃避的試煉，有多少人通得過呢？你自己呢？當為那面對試煉時的能力來祈禱，但也要為一位較溫和的判官來祈禱。」身為對自己相當嚴厲的判官，他直視死亡，將自己交在上帝手中。隨時願意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使命付上代價。
跨越孤獨，正視幽暗
孤獨是哈馬紹的手記當中一再出現的主題。他的孤獨是一種十九世紀式的孤獨：不是自憐，也非疏離，而是一種在廣闊的宇宙裡，對人的存有的意識，是在永恆的造物主面前褪去一切社會關係的單獨個人，是個願意負起自己生命責任的個體。
孤獨讓人去碰觸超越的境界：「祈禱吧！願你的孤獨鞭策你，去尋找到你生命的動力，又找到那更大的，值得為之而死的事。」
在蘇底士運河的危機爆發，中東的情勢緊張而令人灰心的時候，他手札裡寫下來的是賀德林（Friedrich Holderlin 1770-1843）的詩句：「高牆聳立，冰冷無言，風中旗幟，劈啪作響。」然後，他這樣成為這對抗著無言的孤單旗幟：「不要讓孤獨成為折磨，以為無人能與我分擔重擔，倒是應該這樣想：我有自己的重擔要背負。」
在他的孤獨裡，他與上帝越來越緊密，在一九五四年的手記，以詩篇一百三十九篇來結束孤單負重擔的一年：「我若展開清晨的翅膀，飛到海極居住，就是在那裡，你的手必引導我，你的右手也必救我。」
當他被上帝的愛所充滿，跨越了孤獨，他開始能有智慧，知天命：「當我勝過了對別人與對我自己內在幽暗的恐懼，到達了前所未聞的邊界，熟悉的事物已終了，但是從彼方，有原初一切的可能性，注入了我的本質。內在的慾望被潔淨而開朗著，每一行動的準備，每一個抉擇，都是對未知之境的肯定。我曾被表相的生命裡種種的責任阻擋，讓我無法一探那內心的深坑。但是，也是通過這些責任，我慢慢地被裝備塑造著，終於可以跨入那原初的混沌。在白罌粟花迷人的香味裡，散發著新的相屬關係的應許。」
政治家寧靜心
終其一生，哈馬紹沒有以宗教人或道德家的角色自居。他始終就是一位盡責的，沒有讓任何黨派與意識形態迷惑他的判斷力的技術官僚。他的內在之光，卻在他死後半個世紀，還繼續照耀著。一顆寧靜的心帶領著他，迎向最後的犧牲之路。
政治人物若企圖裝腔作勢地擺出聖人姿態，用聖人的光環來累積自己的政治資本，到頭來不免成為假神權之名，行獨裁之實的狂徒，或是成為與社會現實處境距離甚遠，不了解民間憂苦的道學先生。但是，在哈馬紹身上，我們卻看到一位在隱密中努力效法基督的，務實又能堅持理想的政治人，他從不將自己的靈修生活外顯在人前，好成為他的政治資本。靈修是他自己與上帝的關係。而那隱密中所得的內在之光，驅使他將交在他手中的政治責任，當成他追隨基督的志業，戒慎、信實地完成一次又一次的艱苦使命。
在年輕時代的手記裡，哈馬紹曾這樣期待自己：
「他不帶著自憐地承受失敗，不因成功自豪。即使他知道後果，知道將要付出的代價是何等的高，他也不在乎別人對這個決定的看法。他是個法利賽人嗎？上帝知道，他並不把自己視為義者。」
他確實沒有成為法利賽人，而是成為一位在上帝面前謙卑的禱者：
「全能上帝，求赦免我的懷疑、憤怒與傲慢。以你恩惠，教我屈膝以你力量，令我站立。」（哈馬紹1961.2.8的禱詞）
（作者現任教於台南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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