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基督徒的行動與信念雜誌
思想文化/社會評論/弱勢關懷/文學藝術


【曠野176期】2012年3-4月出刊

本期目錄:
二二八關懷工作中鮮為人知的勇者──萬日無悔(《曠野》二十五年記實之一)

在批判的距離底下跟政府/政權打交道

為什麼劉曉波對中共那麼溫柔?

你所說的,你明白嗎?

一位遊民之死與中產階級的救贖

從帕托卡到哈維爾:捷克的異見倫理學

喚醒國魂的西貝流士

 


曠野論壇為什麼劉曉波對中共那麼溫柔?

◆余杰


在被捕之前幾個月,劉曉波在民間組織「和解智庫」所召集的研討會有一個長篇發言,他將心比心地說:「異見群體也好,獨立知識分子也好,最忌諱的就是『自戀』,把個人的受難經歷放大後來看整個社會。我如果要用我自己的經歷放大來看,我這十八年就沒有好日子過,我憑什麼對共產黨那麼溫柔啊?」劉曉波對共產黨「溫柔」,並非他是一個受虐狂,而是將中國社會轉型的大局的考量放在一己之遭際之上。難道民主化之後將七千萬共產黨員都關進監獄,才算是全然公義之舉嗎?這種二元論的、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只能加大轉型的難度。這也是哈維爾特別反對的「清除」和「清算」的思路。

和解之必要

劉曉波說,即便現在官方不願和解,民間也要強調和解,因為民間沒有別的東西,沒有暴力機器,沒有強力機關,就只能強調道義,否則強調什麼?即便掌權者不願改變,民間社會也一定要先開始去敵意、去仇恨、去極端心態。他在會上點名批評了在場的某維權律師,認為其迷戀權謀術、厚黑學,用《周易》占卜的方式測定中共垮臺的時間,甚至謀畫影子內閣,向追隨他的人封官許願。這些做法跟當年鬧革命的共產黨首腦如出一轍,對中國社會的和平轉型有百害而無一利。

劉曉波認為,民間社會成熟的標誌之一,就是要有耐心:「對於民間來說,不能光強調你有勇氣、你有道義,你必須考慮組織一個群體行動的後果會怎麼樣,否則每一次大的事件來了,只要官方強力鎮壓,整個民間就一下子全完了,甚至有七、八年的低潮。官方這些年在對付民間反抗力量方面,由於顧忌政治成本,策略上已經玩得越來越精細。而在官方越來越顧忌到政治成本的時候,民間就有空間,現在的民間空間就是這樣慢慢地點滴積累出來的。不能著急,中國的事是特別漫長的。」那種過高估計自己、過低估計對手的想法是相當危險的。「六四」以後,很多人都樂觀地估計中共在三五年之後就會垮臺,卻沒有想到中共通過有限度的經濟改革,實現了「麻雀變鳳凰」。所以,這是一場耐心的比賽。有了耐心,才能完善自我,才能抓住機遇。
劉曉波指出,民間的道義力量,不僅在於反抗暴政的勇氣,更在於新的理念和價值的宣導。那麼,當下的和未來的中國,最需要的是什麼樣的理念和價值呢?就是劉曉波反覆強調的「和解」。但是,有很多人認為,在中共無比強大、民間無比弱小的對照下,宣導和解之理念,不利於凝聚民間力量,反倒是一種對官方並不必要的「示弱」。現在宣導和解為時太早,要到了官方與民間的力量差不多對等、民間有了相當的談判籌碼之後,再提這一理念。現在甚至可以用鼓吹暴力的方式去恐嚇當局,使當局被迫啟動政治體制改革。劉曉波不同意此種看法。他認為,寬容與和解的理念從社會轉型啟動之前就要開始宣導和實踐,它需要長期的培育和呵護,它不是到了轉捩點降臨的那一刻就可以自動生成的。否則的話,中國的政權更迭很可能又陷入以暴易暴、血流成河的惡性循環之中。

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

用南非圖圖大主教的話來說,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沒有寬恕就沒有未來。和解的理念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基礎。安德魯·瑞格比指出:「和解與未來聯繫在一起,要求互相敵視的各方能積極參與其中。人們做好共同勾畫未來的準備是如何和解的關鍵。為此,他們可以不忘記過去,但應該寬恕過去,在這個基礎上攜手共進。」(註1)以南非為例,誰能相信,曼德拉這個被關押二十七年的囚犯,最後卻與誓不兩立的敵人──白人總統德克勒克共同締造了嶄新的南非?諾貝爾和平獎不會頒發給擁有千千萬萬人馬的軍事領袖,卻會頒發給「化鐵為犁」的、手無寸鐵的囚徒。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日,曼德拉與德克勒克,前者出自壓迫者一方,後者出自被壓迫者一方,一起攜手出現在諾貝爾和平獎的頒獎典禮上,那一幕讓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議。後來,有人問曼德拉,你怎麼能在經歷那麼多的苦難之後,與那個迫害你的政府的代表一起領獎?曼德拉回答說:「我不想損害德克勒克先生的威信,因為他威信越低,和談進程就會越慢。要想與對手和平共處,你就必須與對手一道工作。」(註2)儘管南非種族衝突留下的傷口或許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深,但他選擇了和解。

緬甸民主派領袖翁山蘇姬也是和解理念的實踐者。二○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她剛一解除軟禁狀態,便向支持者們呼籲,要繼續為法治奮鬥,爭取與當局對話與和解。她說,儘管被軍政權軟禁十五年之久,但她不會仇恨政府,包括那些每天監視她的士兵和員警,「我的性格決定了我不會憎恨任何人,我心中沒有恨意。」(註3)翁山蘇姬對軍政權的領導人丹瑞大將誠摯地發出邀請:「讓我們直接互相交流吧,為了全國和解與對話。」這與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何其相似!那麼,為什麼和解這個在緬甸被普遍接受的理念,在中國卻被某些人士當作異端邪說和天方夜譚?為什麼翁山蘇姬在緬甸獲得廣泛的尊重,劉曉波在中國卻遭到邊緣化和妖魔化?在仇恨糾結、怨氣沖天的中國,劉曉波因為宣導「我沒有敵人」遭遇種種誤解、指責甚至謾罵,正說明中國民族心理的更新難於上青天。但是,再難也不能袖手旁觀。

「我沒有敵人」

中國社會再也付不起「大亂-大治」的巨大代價了。劉曉波所說的「我沒有敵人」,不是一句自欺欺人的咒語,而是精神更新和社會和解的起點。他的「對共產黨的溫柔」,其實是對自我的釋放與昇華。在這個意義上,從對民主道德水準的堅持以及中國如何融入世界主流價值的焦慮意識當中,劉曉波為這個時代提供了最為本質的東西,以幫助他的同胞們在這個危機重重的當代社會建立明確方向,並以公民的身分成為名副其實的建設者。他的「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不僅僅是他個人的最大善意和寬廣胸襟,更是仇恨蔓延、硝煙瀰漫的當代中國一條必然的救贖之路:通過發現和發掘那些看似不可救藥的作惡者身上未盡泯滅的人性,來尋求未來「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的可能性。
(作者為旅美中國作家)

註釋:
1.安德魯•瑞格比《暴力之後的正義與和解》,譯林出版社,2003年第1版,第14頁。
2.曼德拉《漫漫自由路》,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1版,第525頁。
3.《朝日新聞:翁山蘇姬的演講》,“譯言網”。


 

 

 

 

 

 

 

 

 

 

 

 

 

 




服務電話:(02)2363-5616
Email: cap@cap.org.tw,劃撥帳號13595242戶名 「基文社」
本站台資料為版權所有,非經同意請勿作任何形式之轉載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