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陣子，香港有高官林瑞麟宣佈要讀神學，引發不少討論；部分網上討論認為林弟兄讀神學是對神學的侮辱。筆者認為這些言論有部分反映對神學的誤解。筆者認為任何人 （歐美大學或內地視之為宗教研究）均可讀神學，因為這裡我們理解的神學不是「專業知識或技能，為要進入教會牧職」，乃是泛指「向神所做的研習或學問」。
華人教會一向重視信徒讀神學，成為專職教牧或神國工人；然而教會人士卻喜歡讀神學，部分教牧或教授喜歡以學位作為誇耀，我們卻甚少進入場景「做神學」（doing theology）。這個現象確實值得我們一起探討。
只講不做
筆者於1999年為龔立人所著《解放神學與香港困境》撰寫了一篇〈從解放神學看香港教會的被擄與解放〉，提到：
「神學的思考，不是來自神學院的專業考究（筆者不敢否定『專業主義』研究的貢獻），乃來自教會具體面對的掙扎；解放神學工作者強調教會與貧苦大眾的生活，就是神學思考的泉源；透過真實的信仰體驗，我們方能做出深刻的反省與批判。無可否認，香港神學教育在過往十多年內，有驕人的成績，無論師資水平、課程類別、院舍設施與報讀人數等，均見提升。神學教育普及化與優質化固然可喜，然而套用古鐵熱 （Gustavo Gutierrez） 眼光看教會與神學之間主次關係，筆者深感香港神學依然被擄於唯理化的框架內。試看香港數份中文神學期刊內容，文章針對香港 （包括教會在內）具體處境而撰寫的為數甚少，多是討論高深或宏偉的神學或釋經課題。正因華人神學場景太遼闊、論點跨越時空，於是放諸四海皆照用無妨的思考，就變得不食人間煙火、不切實際。在不少研討會上，答案往往是神學工作者的謙稱 :『這是應用的問題，留待教牧處理。』而另一面則是教牧的謙稱 :『這是神學的問題，請教神學工作者指引。』彼此尊重對方的專長，不失為好事 ; 然而此種劃地為牢的分工，卻造成現今神學與教會差距越拉越遠，教牧的腦筋正好養懶，思考的責任就交給神學工作者吧 ! 」（81頁）
華人教會把神學看得過分神聖與絕對，神學不是有關神的預先建構方程式，也不是一筆不會貶值的銀行存款，可供隨時取用。神學只是不完美的人向神與神所做之工的思考、禱告與經驗。筆者的神學並非哪年畢業便哪年完成，我需要不斷修正與整理自以為知的神學，其實知道自己所知的很有限，才能在神學方面有所成長。
又講又做
神學並非一小撮神學工作者的專利，神學言語不一定是艱深莫名的詞彙；任何信眾對其場景進行反思、批判與整合，便是「做神學」。神學不能「只思只講不做」，筆者信奉的是「又做又思又講」，即是我不是有了清楚答案才放心去做，乃是我容許即或犯錯，「又講又做」總好過「只講不做」。當有某位名牧於華福大會內高談某套「神學」是唯一與絕對的，他根本是對教會歷史無知。任何尊重教會歷史的人都了解，我們得承認不同神學框架、取向與派別的存在，正反映著不同時代、不同文化、不同場景中，神的子民嘗試在「做神學」，應對當時面對的挑戰。
筆者不喜歡「處境神學」（theology of contextualization）這個名稱，神學必然要進入場景（context）；同樣筆者對「公共神學」（public theology）存有保留。我們有否相對於「公共神學」的「私立神學」（private theology），如果神學的主體是神，祂本身就構成了一切公共空間，也是公共而非地域之神，不能面對世界的神學只是一些教條或立場陳述。同樣，我對「實用神學」（practical theology）或「實踐神學」（theological praxis）的看法也是如此，神學包含了行動，所謂「知行合一」。當然，有人喜歡做「公共神學」、「實用神學」、「處境神學」或 XX神學，筆者不會有興趣在定義方面糾纏，人們喜歡怎樣分門別類，就由它吧 ! 問題是當華人教會跟隨歐美神學把神學分割得越「枝節化」，我們的神學思考與討論便停留於枝節的處理。我們甚少對現象背後呈現的價值或思潮做討論，容易在一些枝節方面放大做討論。
英國聖公會葛林主教 （Laurie Green） 的著作《做神學──一同走進處境神學》提供了一個框架，可成為我們做神學的參考，就是「經驗」、「探索」、「反思」與「回應」的「螺旋式流程」。衛斯理的四大神學支柱 : 聖經、傳統、經驗與理性，同樣提供四個向度幫助我們做神學。大多華人教會甚為重視聖經，也有人把「聖經神學」看為權威；然而只有聖經，欠缺了理性與傳統，只會製造大量迷信聖經的基要主義者。
在做中學
回顧歷史，能夠向教會產生影響的神學工作者，這些神學工作者少不了全職牧養堂會場景的具體經驗。就以巴特（Karl Barth, 1886~1968）為例，1908年，他受按立為牧師；1911至1921年，巴特於薩芬維爾的改革宗教會事奉。當巴特進到堂會現實場景，他發現他過往所受的神學教育，未能滿足會眾的需要，特別會眾多為來自工廠的工人。於是巴特由經驗重新進入聖經；他的理性不再是批判聖經，而是聖經、傳統、經驗與理性四方面的整合。巴特理解「神學所承受的任務，也是它應該及能夠達成的任務，就是服事教會，服事教會的主。」（《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38頁） 他更明言:「神學並非是神學家的私人專利，也不是教授們的專利。」（《基督教神學原典菁華》，39頁） 神學既與教會息息相關，為甚麼信徒做的是「信仰反省」，專業神學工作者做的大量文字才是「神學」? 筆者理解「信仰反省」與「神學」是共通的，不存在任何一方的高低。
莫特曼於“Experiences in Theology”一書中敘述他於1953年抵達不來梅Wasserhorst一間改革宗堂會，他分享這個會眾有400人、50個農場、2000-3000頭牛。他承認這個牧養體驗是艱苦卻寶貴的，「我現在認識人們的神學，在他們的掙扎中，在應付生計中，在對死者的回憶與在對子女的掛慮中。」（Experiences in Theology，5頁） 因此，莫特曼理解的神學不是抽象的，「它必須熱情地投入於會眾的生活。」（The Open Church: Invitation to a Messianic Lifestyle，14頁） 神學不能脫離場景，它探討的不應是古人於某神學課題未曾處理好的枝節，乃是當前教會要回應世人提問的課題。
筆者欣賞兩位香港神學工作者，分別是馮煒文與楊牧谷兩位前輩。馮煒文於六十年代任職基督教工業委員會，他服事工人的場景，使他重新思考傳統教會只強調人是罪人的缺欠；人同時也是「被罪者」（sinned-against）。馮煒文提出「被罪者」的神學理解，並對剝削人性「結構性罪惡」的批判，已被不少福音派學者接納，如賽德 （Ronald Sider）及柏祺 （Ray Bakke） 等。在1980年，能夠提出較為原創的神學理念，源自本土而能影響歐美的神學界，按筆者的認識 （倘若有錯，歡迎讀者指正） 也許只有馮煒文能夠享有此聲譽。明顯地，馮煒文做神學與大多學院派做神學不一樣，他甚少在學術期刊發表專文 （筆者也不否定專文的價值）；只想指出是大多教牧與信徒對「做神學」有偏差的理解，那些發表專文的才是「做神學」，馮煒文寫的文章只是「信仰反省」?
楊牧谷本身為英國劍橋大學哲學博士，曾任教於香港的神學院，同樣他不走「學院派」神學路線，自 1987年起，他全時間從事寫作，不斷「做神學」來回應時代課題。他嘗試以聖經、傳統、經驗與理性來詮釋當下場景的時事。楊牧谷以香港為本位來「做神學」，早於1983年撰寫文章〈本土神學的回顧及前瞻──復和神學芻議〉（收錄於《一九九七與香港神學》）。就香港前途問題，他於1987年寫了四十多萬字的《復和神學與教會更新》，其後再有不同版本面世。可惜，香港教會內就「復和神學」延續的討論與應用不多。
香港已有少數神學工作者明白神學不是「象牙塔式」，筆者尊重兩位本地神學工作者，分別是劉達芳與莫陳詠恩，她們走進基層來「做神學」。劉達芳對基層神學的貢獻毋庸置疑，可惜後繼乏人，未能使基層運動壯大。〈中神課程概覽〉這樣介紹陳詠恩 :「她認為神學不是知識分子的專利，而是草根階層為主導的信仰反省，亦是教會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神學的治學方式除了靠哲學思考討論以外，也有賴社會科學的田野調查，再加上實踐反省。」（19頁）
一直以來，不少教會人士對神學有錯誤的理解，正源於我們把「神學」等同為絕對而不容有錯的信念或教義。我們把神學放得過大，神學不是教義，神學探究或「做神學」是容許犯錯的。周聯華說得好 :「信經和教義都曾經過教會的討論和核准，所以限制較大；神學是比較個人的，責任自負，以致自由得多。」（《神學綱要》卷一，11頁） 我們要把神學重新從「神學院」解放出來，並非否定「神學院」的角色與使命，乃是讓每位神的子民在場景中，聆聽別人提問，分析真實的場景，反思信仰的落實，並建構相關的行動，這便是「做神學」了。
結語
當前華人教會的挑戰，不在乎有更多人「讀神學」（這是好事），乃在於教會大多數信徒能各按生活真實場景來「做神學」，不是在堂會裡面。唯有華人教會放下傳統包袱，敢於嘗試，不怕做錯，我們的神學才能出頭天 !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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