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六四」二十三周年前夕，旅居美國的前「六四」學生領袖柴玲發表了《我原諒他們》和《再談寬恕》兩封公開信，聲稱出於基督信仰，甚至是上帝親自的帶領，「我原諒鄧小平和李鵬。我原諒士兵們衝進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我原諒目前中國的領導下，繼續壓制自由和實行殘酷的獨生子女政策。」柴玲的這一公開宣告，在海內外和教會內外均掀起軒然大波。
柴玲的這些言論不是發表於教會內部，而是發表於公共媒體上，所以不能單純看成個體的信仰表白，而必須接受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在內的公共輿論的雙重檢視與駁難。作為基督徒的柴玲，固然有表達個人觀點的言論自由，但不宜讓基督信仰為其並不符合聖經原則的公共言論背書。否則，讀者很可能因柴玲的一系列言論，而對基督信仰產生若干負面看法。由此，需要特別提醒那些具有一定的公共影響力的基督徒，不可隨心所欲，想說就說，要時刻有「能否為主作好見證」的警醒之心。
「栽種公義」才能「收割慈愛」
我不同意柴玲兩封公開信中的諸多觀點，但我認為，「寬恕」這一議題在中國轉型的過程中無法迴避，有深入討論之必要。
在柴玲第二篇為自我辯護的文章中，她引用南非的杜圖主教和曼德拉的例子來說明自己做法的正確性。但是，她是否認真讀過杜圖主教和曼德拉在自傳及傳記？杜圖主教長期擔任「真相與和解委員會」主席，以寬恕的價值重建南非的未來，值得中國走向民主化的過程中好好學習和借鑑。杜圖主教懇切地指出，沒有真相就沒有正義，沒有懺悔就沒有赦免，只有當這一切都實現之後，和解才會降臨。如果抽取掉真相、正義、懺悔，一廂情願地允諾寬恕、赦免與和解，便如同建造空中樓閣、海市蜃樓一般勞而無功。「擁抱神學」的宣導者、克羅地亞裔美國神學家沃弗（Miroslav Volf）指出，「沒有擁抱他者的決心，真理和公義就不可得」，所以，他願意擁抱那些在南斯拉夫內戰中殺害自己親人的異族士兵。但是，他同時強調說：「擁抱本身（完全的和好）在闡明真理、伸張正義之前，不會發生。」他的結論是：「儘管擁抱的決心是一視同仁的，擁抱本身卻是有條件的。」
基督教不是一種混淆真偽、是非、善惡的「價值相對主義」的宗教信仰，「公義」是基督教中一個核心價值。為了實現公義，耶穌甚至不惜讓地上動刀兵。為了實現聖潔，耶穌甚至親自出手潔淨聖殿。耶穌的愛不是無原則的溺愛。聖經中說得很清楚：「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聖經中又說：「你們要為自己栽種公義，就能收割慈愛。」聖經真理是整全性的真理，必須全部一起領受，不可斷章取義、「為我所用」。另一方面，基督信仰是理性與情感平衡的偉大信仰，純正的信仰必然具備理性與情感之兩翼，絕對不可偏廢理性而任由情感氾濫。
所以，不負責任地宣佈寬恕那些拒絕懺悔並仍然繼續作惡的兇手，或許出於一時的情感激盪和虛榮之心，並非基督信仰的真義所在。聖經反復強調公義與慈愛缺一不可：如果沒有公義，片面的慈愛就蛻變成一種潘霍華所說的「廉價的恩典」；一旦抽取正義的尺規，輕飄飄的關於「寬恕」的宣告就變成對加害者的縱容和對被害者的第二次傷害。「天安門母親」丁子霖以及多名受盡折磨的「六四暴徒」對柴玲的駁斥，足以看出這種傷害已不可挽回地形成。因此，柴玲關於「寬恕」的宣告，既不榮神也不益人。出於榮耀自我的念頭，其結果只能是讓自己成為箭垛。
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劉曉波為何沉默？
有人將柴玲的「原諒」和「寬恕」之說，與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相提並論。其實，兩者「貌合神離」，本質上有著天壤之別。
劉曉波很早就開始思考「寬恕」這一價值。我在《劉曉波傳》中有如下記載：早在一九九九年二月十八日，劉曉波在大連勞教院就寫下了一篇關於西蒙•威森塔爾的著作《寬恕？！》的書評。西蒙·威森塔爾是猶太倖存者，有八十九個親屬死於希特勒的種族滅絕，他本人也在納粹集中營中度過了青春歲月。戰後，有一次他在醫院遇到一名瀕臨死亡的德軍士兵，該士兵承認曾參與殺戮猶太人，在其離開世界之前，他懇求能夠得到作為猶太人的西蒙·威森塔爾的寬恕。但是，西蒙·威森塔爾認為，自己無權替代那些已經無法開口的死難者寬恕這個殺人如麻的劊子手，故而肅立在瀕死者床前，一直保持沉默。由此，西蒙•威森塔爾提出了一個相當尖銳的問題：是否應該寬恕那些不可饒恕的罪行？如果應該，誰有資格給予饒恕？
這本書讓劉曉波的心靈受到極大震撼：「也許是因為身在高牆之內，讀西蒙•威森塔爾的《寬恕？！》，心靈被某種說不清的尖利刺痛，也被某種慢性的折磨所煎熬。」劉曉波自然而然地聯想到「六四」，他也試著向自己提出相似的問題：「八九」民運的正義性不容置疑，無辜者的血必將成為中國社會全面轉型的重要道義資源。但是，當「八九」民運得到公正評價的那一天降臨之時，「六四」大屠殺的劊子手應該得到怎樣的對待？如何處理他們才能保持寬恕與正義的平衡？
與西蒙．威森塔爾一樣，劉曉波認為，真正有資格談論寬恕的，是失去親人的「天安門母親」群體，是在屠殺中身體傷殘的方政、齊志勇等人，是被關入監獄長達二十年之久的「六四暴徒」們。除此之外，他人（包括長期在國內堅守的劉曉波本人，以及流亡海外的諸多學運領袖和知識份子）都無權奢談寬恕。如果他人自以為是地允諾寬恕，那不是謙卑和崇高，而是傲慢和輕佻。
所以，在「寬恕」這個議題上，劉曉波像西蒙．威森塔爾那樣，始終保持沉默。他比那些名義上的基督徒更加深切地知道，「我的喉嚨是敞開的墳墓」。雖然劉曉波在法庭的最後辯護以「我沒有敵人」為題目，但「沒有敵人」是其去除心魔和營造新文化的基點，而非一種居高臨下、自以為是的姿態。
走向謙卑的開端：認識到「我」是「被寬恕者」
柴玲的言論發表之後，有人憤怒地反問她說：你奢談寬恕，但沒有人願意寬恕你！
八九民運，以中共的血腥屠城而告終。作為劊子手的鄧小平及其幫兇們罪不容赦。受害者固然可以出於自身的宗教信仰或宗教情懷，表達對兇手的原諒與寬恕；但是，加害者不能逃脫人間律法的懲罰。
另一方面，參與和領導這場運動的學生領袖和知識分子（中共當局所稱之「黑手」），在當時也犯有各種策略層面的錯誤。故而，劉曉波一直覺得愧對「六四」亡靈，不斷懺悔，甚至不惜以坐牢來洗滌自己。在此維度上，柴玲等人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長期缺位，與之形成鮮明對照。那麼，在柴玲成為基督徒之後，會不會有所變化呢？
讓人遺憾的是，柴玲在其回憶錄中將遲到的懺悔一筆帶過，隨即又如「王者歸來」般發表「寬恕共產黨人」之高論。她不知道，基督徒的第一課，是承認自己是全然敗壞、不可救藥的罪人，在上帝的恩典面前，是不折不扣的「被寬恕者」，而非自我偶像化的「寬恕者」。基督信仰認為，人皆為罪人，罪人與罪人之間的關係，已經被罪所玷污，不可能達致「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地美，何等地善」的狀態。說到底，人靠自己的能力，不可能實現互相寬恕。
美國神學家侯士活（Stanley Hauerwas）在其傑作《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學獻議》一書中指出：「透過這位被釘十字架而又復活的救主，我們看見，上帝叫所有人也可以靠著寬恕的能力，生活在和平之中。十分重要的是，我們要明白，惟有我們也是被寬恕的人，這一和平的狀態才可以成為可能。我們必須記得自己首要的任務不是去寬恕，而是學會成為被寬恕的人。在太多時候，預備好要寬恕別人，乃是一種試圖控制別人的方式。……我要被寬恕，則意味著我必須面對一個事實：我的生命其實是在別人的手中。我必須學會信任別人，就如我學會信任上帝一樣。」換言之，認識到自我的首要身分是「被寬恕者」，乃是人走向真正的謙卑的開端。反之，如果有剛剛受洗成為基督徒的人，迫不及待地四處宣告「我寬恕了某某人」，這是「舊我」的沉渣泛起，這是另一種形式的作秀，這是「貪天功為己有」。
從自以為是地宣稱「寬恕別人」到對作為「罪人中的罪魁」和「被寬恕者」之身分的確認，是從傲慢走向謙卑的痛苦蛻變的過程。正如侯士活所說：「當我們是一已被寬恕的人，我們就能與自己的歷史和平共處，以致現在上帝的生命可決定我們存在的整個方式——即我們的品格。我們不再需要否定自己的過去，又或者向自己講述虛假的故事，因我們現在能接受自己一直以來的樣子，而不致因曉得自己的罪而自殺。」在柴玲血淋淋地揭示自己過去經歷的回憶錄中，我看到她「與自己的歷史和平共處」的努力，但是，這種努力很快就在志得意滿的「寬恕」的標榜中消耗殆盡。
誠實地面對自我，是每個人一生的功課。
（作者為旅美中國作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