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16日，一向予人溫和觀感的香港大學法律學者戴耀廷教授於《信報》發表《公民抗命的最大殺傷力武器》文章，鼓勵香港公民及公眾領袖以事先張揚的形式，實行違法與非暴力的佔領中環行動，為的是要爭取2017年普選特區行政長官。本身為基督徒的戴耀廷教授，不曾想過此構思一經倡導，引發起社會裡熱烈的討論，不少學者與公眾領袖紛紛響應，表達港人若不採取激進的行動，甚至以身試法，港人無法爭取到真正的普選目標。
公民運動的思考
過去港人嘗試以各樣溫和的方式，爭取本身的政治權利，如遊行示威、苦行、五區公投、絕食抗議等，均不足以促使中央作出讓步；因此戴耀廷教授倡議「佔領中環」運動，期望能召集一萬名公民以和平與非暴力手段，爭取香港能如期於2017年有真正的特首普選。
「佔領中環」運動引發持續的迴響，有意見視之為「秀才造反」不能成事，特別是事先張揚的行動，予特區政府與中央有充分的準備與應對；有些則視行動為「知其不可而為之」的道德勇氣，要付出代價地宣示爭取民主普選的決心。自「佔領中環」構思面世以後，戴耀廷教授經聆聽各方意見後，不斷就行動本身作出調整，有關行動包括四步曲 : 簽約誓約、商討日、公民授權及公民抗命。
2013年3月27日，戴耀廷教授，連同社會學學者陳健民教授與浸信會朱耀明牧師於九龍佑寧堂發表〈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信念書，表示只有公義的政治制度才能建構真正和諧的社會，目標是爭取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整個運動的成敗取決於公民的覺醒，三個基本信念是 : 香港選舉制度必須符合國際標準、透過民主程序議決香港的選舉制度，堅持非暴力的公民抗命行動。
基本而言，香港教會與社會大多數人慣於作「順民」，甚至有不少信徒視「在上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他。」（羅十三1）為金科玉律，不敢與政府作對。然而，這些良善與聽命的「順民」，經歷了「金融霸權」、「地產霸權」等長期剝削之後，2008年全球爆發金融海嘯，「大到不能倒」的金融機構竟是政府拯救的對象，然而這些「金融霸權」於事件過後，仍繼續以貪婪與不公義手段來剝削勞苦大眾。2011年9月17日美國紐約開展「佔領華爾街」運動，並迅速感染全球各地城市，表達市民對這些貪婪「霸權」內心的忿怒。
公民運動意識的醒覺始於有人深感分割的生命帶來重複的傷害，在忍無可忍的場景下，勇敢地站出來，挑戰現存不合理的「惡法」。當黑人柏克詩女士 （Rosa Parks） 於1955年敢於坐在「只許白人就坐」的公共汽車的前排車廂內，就引發了了馬丁路德金的爭取民權運動。當香港社會內越來越多人感受本身是各類霸權的受害者，無論是經濟、政治等，特別是中央對香港普選的承諾，而港人一直耐性等待，誰知這些承諾一再拖延。因此，戴耀廷教授呼籲一出，就激發廣大的共鳴；參與「佔領中環」者鋌而走險，不惜以違法的和平手段來爭取政治公義。
聖經倫理的思考
聖經一方面教導公民要順服地上政權 （羅十三1、4；彼前二13）；另一方面也教導信徒不作無條件的順服 :「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量吧」（徒四19）。聖經有事例說明神的子民有時為了信仰與良心挑戰「惡法」，如埃及收生婆拒絕殺害嬰孩 （出一15-21）、摩西要求法老王容許宗教自由 （出五1）、亞哈王家宰俄巴底拒絕殺害先知 （王上十八3-5）、但以理兩度違抗命令 （但三章、六章）。
耶穌於新約年代，屢次挑戰宗教「惡法」，如違反安息日的戒律 （可二23-28；三2） 及其它規條 （可七1-5），耶穌甚至「進入聖殿，趕出殿裡做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可十一15），他有時也會做出在一般人眼中激烈的行動。〈啟示錄〉更清楚表達耶穌子民要宣告與敬拜羔羊王，並非臣服「凱撒是主」。
賈詩勒 （Norman Geisler） 於《基督教倫理學》討論違抗政府時，這樣說 :「基督徒普遍公認的立場，乃是基督徒有時應當從事違抗政府的行動。真正的難題是在何處劃定界線。」（272頁） 基督徒為執政掌權者代禱，「使我們可以敬虔、端正、平安無事地度日」（提前二1），並非把政府權柄絕對化，倡導「順民」神學，信徒既可以祝福政權，又可以向政權作出批評。
1984年，香港一群教會領袖草擬並發表《香港基督徒在現今社會及政治變遷中所持的信念獻議》（簡稱信念書） 清楚表達 :「我們相信，政府的權柄是從神而來的，在政府應有的權力範圍之內，我們應當順服政府。然而當政府的要求與神的旨意有所牴觸時，我們應以順從神為我們行事的原則。政府的權柄有它一定的範疇。神給予政府的功能是要它維持法紀，使社會安定，人民生活得以保障，據此原則，在憲法轄管下，政府應向人民負責。基督徒在社會中應扮演先知的角色，並積極策勵政府秉行公義，造福人民。」
有些基督徒對政府表達異議，或遊行抗議，或拒絕合作，只反映不同價值取向的天國公民，按其常識判斷而作的社會行動。聖經不用來支持或反對「佔領中環」，也不為民主政制背書；然而聖經要求政權要信守承諾，施政公義 （撒下廿三3；詩七十二2-3；箴十四34、十六12）。當基督徒發現政策言而無信或背信棄義時，自然會強烈反彈，甚至參與民間抗爭行動。
教會群體的思考
回顧基督教興衰史，不同年代的教會群體對順服或違抗政權，有不同的取向。初期教會拒絕「王權偶像化」而受到迫害，直至康士坦丁大帝予教會合法位置，才得享宗教自由。
宗教改革運動的發展，某程度正是向當時教皇權柄作出抗議與反對；當時教會存在「教廷派」與「議會派」。馬丁路德的《致日耳曼貴族書》 （1520年） 要求德國貴族召開議會。麥格夫評論「議會派運動的失敗常被認為是宗教改革運動的主要起因」（《宗教改革運動思潮》，24頁）。宗教改革重視個體或群體的自主獨立，每一位憑著良心去體認真理並堅持真理，打破了教皇原來對一切宗教生活的操控。「信徒皆祭司」意味人人平等，無論是貴族或是平民，皆可直接向神敬拜與服侍。其後從中出來的「重洗派」運動更明確主張以和平非暴力來對待那些迫害者。「重洗派」對所有政權抱有戒心，拒服兵役與反對死刑等，認真實踐以「信仰原則」反對「國家原則」。
清教徒運動，更表達有一群英國教牧同工於1563年反對伊麗莎白一世要求順服的規定；領袖之一的卡特維特 （Thomas Cartwright） 更主張教會採用信徒選舉的長老體制代替由上指派的主教體制。因著伊麗莎白一世嚴厲對待清教徒，部分清教徒就選擇到美國新大陸，尋找真正宗教自由。
美國爭取獨立的歷史，有論者認為宗教信仰在其中佔有重要角色，就是提供「道德的允許」來反對英國的殖民管治。其一宗教領袖是普林斯頓大學第六任院長威瑟斯龐 （John Witherspoon），他肯定基督徒公民的參與，要在公共事務上顯出個人美德。威瑟斯龐要信徒牢記「對上帝、國家、家庭和你自己的責任都是一樣的」；乃為了公共利益責任。他又說 : 「如果一個國家的風格是純潔的，如果真正的信仰和內在的原則都生生不息，那麼即使最強大的敵人企圖反對它們，也往往會受挫失敗，以失望告終。」
再看二戰前的日本與德國，分別有賀川豐彥與潘霍華兩位，選擇以類似公民抗命手段來挑戰強權。賀川豐彥反戰立場，拒服兵役，一度坐牢。潘霍華則於納粹黨執政的德國，當大多教會領袖選擇向政權妥協，他選擇走一條窄格，要「阻止那部疾馳而至的車子」（參《麥乾頓系統神學 （卷一） : 倫理學》，213頁）。當潘霍華27歲時，希特勒於1933年就任德國總理不久，他就在電台廣播公開反對希特勒的「領袖說」；潘霍華看這些領袖（Fuhrer）只會為德國人民帶來錯謬領袖 （Verfuhrer），這段廣播自然「被停播」。潘霍華的先知本色，正反映於他堅守神學信念，不理會所謂「政治正確」，不追隨主流教會作出妥協，公然反對納粹主義及日爾曼種族優越主義。後來，潘霍華加入了「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並且領導地下神學院，甚至參與刺殺希特勒的計畫。
當馬丁路德金爭取黑人平權運動，引用奧古斯丁的名言 :「不公義的法律，就等於沒有法律。」馬丁路德金這樣分享 : 「正義是深思熟慮的愛。正義是克服了與愛相悖者的愛。公民不服從不是對現行法律的漠視，相反，和平的公民不服從乃是對法律的捍衛，法律應該體現公義。一直以來，只有極權主義的信仰者才信仰暴力摧毀法律，強權戰勝一切，但對於熱愛這個世界的人們，還擁有拿撒勒的耶穌所提供的另一個世界，那就是公平如浪濤滾滾，公義如江河滔滔。這是兩個世界的爭鬥，是愛與仇恨、和平與暴力的終極角逐。」
對教會而言，筆者並不主張堂會有組織地參與，乃是讓基督徒明白作為公民，他/她們有權選擇愛國或是公民抗命，教牧與長執不禁止也不組織會眾的參與。教會仍是堅持真理的群體，「教會的首要政治任務就是要成為教會」，因此我們有責任暴露與指斥謊言的政治。只要基督徒能「說出真理」（telling the Truth） 與「活出真理」（living the Truth），信仰的精神促使更多基督徒不作使命旁觀者，乃身體力行公民生活，展示天國子民的公共價值。
結語
面對社會爭議性高的課題，我們的思考不在是否參與，更重要的是我們怎樣實踐信仰並見證教會群體對真理的堅持。任何時候，教會對公共事務的重要貢獻是「守護真理」與「守護良知」，讓每位基督徒確認其投票權的平等，不迷信民主能改造社會，也不放棄原先已承諾了2017年普選特首的權利。當社會與政權失掉了誠信，教會就有責任作出適當的提醒 !
（作者為牧師，現任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