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面對的現況是高齡人口排山倒海而來，並且每個家庭和行業中有愈來愈多的殘障人士。面對現狀，若要肯定上帝賜給每個人的價值，且讓老年人把必要的智慧傳授給年輕人，我們預見一項重要的需求：建立更有關愛的文化，即「更看重人」的社會。目前在政治和經濟上顯然無法做到全民醫療。在醫療保險和醫療補助系統達到財務危機的門檻之前，必須先處理幾個議題，包括：醫療費用的攀升、愈來愈複雜的醫療科技、慢性病需交由醫療照顧來處理……等。當一個人失去獨立生活的能力時，高品質的醫療照顧並不足夠，還需要社會關懷；失智症不單是神經系統的疾病，其挑戰牽涉更廣大的層面。細膩、愛心的照顧，並不是藥房可以買到的服務。
中世紀基督教王國的式微，挑戰改教家重新思考真基督教的教義和實踐；同樣地，我們也期待教會中有另一波「改革」、社會上有另一次「文藝復興」。我們相信，此次變革將涉及「人的危機」，在世俗和基督徒當中皆然，因為二者對待老年人的情形並無不同。教會及神學院，與世俗社會的機構和專門行業其實已無分別，都沒有成為時代的先知之聲，在體質上都沒預備好迎接這種「理解」的革命性變遷，以便迎向嶄新的資源——也就是即銀髮族可以為關愛社會所提供的種種。
文化轉化的挑戰
為改善銀髮族生活品質而做的零星努力，都是值得稱許的。不過，當前社會對於老人、弱勢人士和精神失常者的對待就猶如警示，讓我們看見整個社會的毒性，即一種不斷向「非人性化」發展的文化。人類從農業進入工業、再進入後工業文化的西方式都會文化，已發生許多改變（被認為是進步），但是在老年人的照顧上則傾向於維持不變。
標榜青春的文化，把焦點放在「成功」，於是，親友們開始重新評估彼此的關係。《紐約客雜誌》（New Yorker）有一幅漫畫以「最可能成功」為題，圖中有兩個戴著棒球帽、背著背包的小男孩，其中一個小男孩說：「我很願意走過來跟你一起玩，但我們都在全球經濟中彼此競爭，所以我不能來。」若能有自由而脫離這種文化期待，就可以提出相反的說法：「我可以來，因為我不要競爭！」
自從經濟學家在十八世紀開始談論「市場」，我們的文化就變得「市場導向」。如今，商業精神已滲入這些「銷售自我」的觀念，世人所謂的成功是因為你熱烈相信你自己，而非熱情地相信上帝！這種崇尚賺錢的自我行銷心理，在老年時期如何能被轉變而改投入無私的生涯？拜瑪門的人要如何變為敬拜上帝？
「福利資本主義」（welfare capitalism）這種品牌，與美國老人的醫療保險或加拿大和英國等社會醫療制度有關，本應挑戰只顧自我的生活方式。北歐國家的稅收很有效率地區分出極富有的人民、貧窮的人民、領補助金生活的人民，較那些推動社會關懷的國家倫理成效更佳。例如，丹麥允許老人在大學受教育六個月，以便改良老人的教育水準。這些文化對於促進「綠色經濟」變得更為開放，關切地球的未來，為了後代子孫將來的福祉，以及必須繼承的全球問題著想，因此重視負責任的管家身分。「氣候變遷」影響「文化變遷」，老年人也更能接受自己的思考和行動的範式轉變。
或許文化的改變需要特定焦點，例如從市場導向轉為永續經濟。在教會裡，我們豈可不改掉只看重青年的創新，轉而肯定老年人的智慧？生命的最後階段應該不單是在高爾夫球場上追逐小白球，或習慣到星巴克喝咖啡而已。老年的歲月必須是一生當中最看重人性的時光，可用來啟發、引導、培育年輕人。正如阿西西的法蘭西斯（Francis of Assisi）的禱詞所言：
主啊，助我不求被了解，
但求了解人；
付出愛，而不求被愛；
因為在給予時我們就領受。
人生的旅途就是「成為」的過程，正如盧雲（Henri Nouwen）所說的成為「負傷的醫治者」。老人的使命應該是讓身邊的環境變得更有人味，讓「爾我」（I-Thou）多於「物我」（I-It）成為常用的辭彙。這個重大使命使「個體」改變為「人」，使友誼變得至關重要、社群成為必要成分、把「我」讓給「你」。例如，就失智症而言，針對病患的照顧應該要更人性化、較少依賴藥物。基督徒面對的挑戰即激發世人對每個人更加敬重。
關注弱勢，即為變革
從十八世紀哲學家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 1778）的小說《愛彌兒》（Emile）開始，孩童世界的大門被打開供人探索，後來的教育學家諸如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和皮亞傑（Piaget）及精神分析大師諸如弗洛依德（Freud）即是進行如此的研究。如今，「孩童的世界」已廣為人知，但很諷刺的是，「老人的世界」大致上仍被歸入老年疾病醫學及相關的狹窄範疇。正如盧梭在孩童身上的觀察，我們現在也觀察到，老人的聲音是大家聽不見的。
所幸我們已經看見，日後更敏銳細膩的前景正在萌芽，例如范尼雲（Jean Vanier）設立「方舟團體」（L'Arche），將盼望帶給心智遲緩的人，或者席萊芙女士（Mrs. Shriver）鼓吹奧運會讓殘障人士參與。高齡化人口最迫切的需要所帶來的挑戰，將幫助我們看出基督教在二十一世紀可能發生的激烈改革。因為每當我們關注上帝，就會看見自己正在處理全球甚至宇宙性的議題。「上帝愛世界」（約翰福音三16），這是聖經提醒我們的。上帝的至高主權治理全地，祂可以帶來文化中的改變，超過我們的理解。但這些必然與人類生活的人性和熟悉的議題有關。上帝以神聖的至高主權，先運用文化的改變，於是祂的僕人可以根據自己親身敘事的救贖議題，帶動教會的改革。
這方面的改革家之一就是瑞士籍的杜尼耶（Paul Tournier），他剛好也是日內瓦公民，與加爾文和盧梭一樣。他在著作中提到我們需要一個更「人性的社會」，他自己是一個孤兒，這個「殘障」成為他的一種資產，使他能像盧梭一樣表達孩童的聲音，也可表達老年人的聲音。他的著作完成之後，經過了三、四十年，老人的聲音逐漸增長到臨界質量。老人已準備好要帶動社會的轉化，他們活得像先知，不被專業野心所驅使，而是汲取與上帝同在的生命經驗。
成熟的人使知識人性化
成熟的老人是挑戰這個喪失人性的社會的關鍵。他們會將關於上帝的知識變得更具人情味。
近年來，對現代性的唯理主義（rationalism）的「覺醒」，打開嶄新的機會，復興了對傳統基督教道德觀的嚴肅思考。笛卡兒（Rene Descartes）帶給我們的「我思故我在」，現在需要改為「主耶和華如此說」，以便恢復一種更深刻又活潑的聖經信仰，無論我們是基督新教、天主教或東正教徒。
限制、無能、軟弱、不現實，在我們尚未得贖的狀態中都是障礙，成為基督徒之後，還是揮之不去。倘若這些帶領我們更親近基督，這些障礙就可以成為恩典的資產。因此，基督徒的辯證是重複、甦醒、更新、重生、重新創造，這一切都來自我們與上帝和好。這些都不會是同一樣東西的重複，如同習慣性、未經檢視的存在，而是一種螺旋式的向上移動，雖然表面看似弔詭，實質上卻是通往新的生命狀態。
（本文摘錄自《金齡教會的願景》，雅歌出版社近期即將推出，請電〔02〕23635616-22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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