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有句名言：「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余杰，一個北京大學中文所畢業的才子，因《香草山》一書而成為百萬作家，卻不得上班，未曾領過薪水，因為他的國家領導讓他找不到工作，只有一輩子或逐水草而居，或在曠野中靠烏鴉銜食過活。他今年四十歲，也勤奮筆耕了四十本書，近千萬言，每日執筆十小時，十數年如一日，古今中外少有出其右者，令人不得不佩服。
余杰常常以「六四之子」自命，「六四」這個符號一直是許多知曉內情的人，避而不談、避而不碰的議題（近似二十多年前的台灣「二二八」）。六四那年，余杰尚是一個不到十六歲的成都高中生，客觀地說，似乎沾不上邊，但當我在「天安門母親」群體丁子霖老師家中，看著余杰與蔣、丁兩位老師伉儷的互動，在起坐、餐飲流動中的空氣裡，彷彿聞到近似母子般的親情，溢漾著比親人更親的彼此認同與接納，我無言了。
余杰的文字很兇，特別是對有位有權的人，頗有「說大人，則藐之」的古風，也不屑作識時務之俊傑，每每哪壺不開提哪壺，簡直是專與位權者對著幹，朝著總司令部開砲。當他人在北京時，卻連著寫書批判溫家寶、胡錦濤等國家當權者，敢於如此犯顏抗上，更敢於替坐大牢的劉曉波出傳，如今被流放異邦，還繼續寫書批判習近平，簡直是提著人頭在寫、寫、寫，即便有人好意提醒他小心被「江南」掉，也不能稍改其志，因為他已經有過「陳文成」的前半經歷，難怪二○一二年十月紐約特雷恩基金會要將「公民勇氣獎」頒給他。
余杰的文字也很柔，不僅是早期二○○二年《香草山》裡的愛情故事，如優美靈動的生命交響詩般，既富哲思亦撫慰心靈；還有本書中寫到他在被軟禁時，與妻子一邊看《矛尾》電影、一邊流淚的情景，那種對愛與和平無限憧憬的心願，實在扣人心弦。
結識余杰，起於二○○八年秋，旅美多年的好友力揚，邀我赴美與一些民運基督徒分享如何以基督徒角色推動台灣二二八平安運動，為受難家屬及台灣社會進行止痛療傷與「收驚」的工作。翌夏，余杰尋著旅美民運基督徒的引介，來台找到我訪談「二二八」、《曠野》、〈雅歌〉等課題，而後以「社會心靈重建的建築師」一文，編入他與王怡合著的《我有翅膀如鴿子》。
余杰的處境一年比一年緊張，二○一○年原本計畫為他出版一系列「以神為本」叢書的香港某單位藉詞拖延，可是他講演已經排定，急得直如熱鍋上的螞蟻，他問了別人，也來問我，素性向來無法見危不救的我，也就不多說地挽起袖子，用十四個工作天，完成「以神為本」系列叢書的前三本書（合計約六十萬字），從簡體電子檔經過三次以上轉檔、編校到印刷、裝釘、入庫到位，還趕運至香港書展會場及時供應了余杰講演所需，期間喫了不少苦頭，不過也甘願自嚐。
基於多年陪伴二二八受難家屬的經驗，我也用同樣心情陪伴余杰及一些師友走過艱難之地，無論他是如何「被招待」或「被旅行」，能夠擔任陪伴者，是我的榮幸，也是我的界限，我的「二二八」經驗讓我學會只能盡心陪伴，任何多言都是在別人的苦難與血地上的妄行，而貼近苦難則是我作為基督徒的天職。
余杰在二○○三年受妻子劉敏的影響成為基督徒，二○○六年以大陸家庭教會成員與異議作家身分，到白宮與布希總統深入交談中國宗教自由議題，碰觸到中國官方的敏感神經，也因此使太平洋兩岸想和北京方面建立良好關係的許多教會、福音機構與神學院和他保持距離，所幸除了他的「以神為本」叢書已出版九本外，如今繼《生命書》之後，這本充滿信仰蘊涵的《我聽見斧頭開花》能夠順利面世，也印證了聖經上所說「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將殘的燈火，祂不熄滅」的聖言。
作為獨排眾議的異議分子必然是孤單的，作為行走天路的基督徒也必然是孤單的，在這雙重孤單之下，余杰仍堅持走向千山萬水，只要有主恩相隨，妻兒相伴，縱使面對紅海，相信他也會義無反顧地走向水深之處。
最後，謹以三十多年前的一個經驗心得，與余杰分享，也作向眾師友推薦本書之結語：曾為建築學子的我，常為了做設計趕圖，必須在系館熬夜至凌晨，才不得不放下紙筆，拖著極為疲累的身軀，翻過山頭返回住處，其間必須經過一段近半小時路程的黑森林；如遇無月無星之夜，實在分不清前面幽黑之處，究竟是樹枝還是蛇身時，只要抬頭望見那樹梢與樹梢相間隙之處，其直下地方正是回家的蜿蜒小路；原來當眼前一片漆黑時，正路在天上，無須問旁人，沿著樹梢下方走去，便是另類的雲柱、火柱之歸家天路，或許基督徒如余杰者的人生亦當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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