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代末期正值反越戰風潮高張、存在主義盛行的時代，也是我正逢大學聯考巨大壓力的日子，每天過著考試、K書、K書、考試……有如暗無天日的苦牢族，簡直活脫一個行屍走肉的機器。只是在沉重的書包裡，總會不甘而偷偷藏著一本杜斯妥也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每到苦悶至極之時，就偷翻他幾頁，算是苦牢裡的放風，也是對暗日的最低度抗議。而這本《地下室手記》的譯者，正是後來人稱「老孟」的孟祥森，這是我與老孟的第一次「神會」。
後來，我到台中東海唸書，除了應付本科的課業要求外，更大量閱讀存在主義及相關的書，無論卡謬（如《異鄉人》）、沙特（如《自由之路》）、尼采（如《上帝之死》）、梭羅（如《湖濱散記》）、赫塞（如《流浪者之歌》）等等的作品，只要書一到手就啃，其中特別喜歡丹麥作家齊克果的作品，如《死病》、《憂懼之概念》、《恐懼與顫怖》的中譯本，大都是孟祥森翻譯的。除了老孟的存在主義譯作外，他寫的《幻日手記》、《耶穌之繭》當然也在我的書架之列，總的來說，孟祥森是我最心儀的譯者與作者。
直到大學生活的下半段，我因住校期間組織讀書會又擔任學生刊物社長，受到教官及特定學生等黨特系統的關注，於是搬到與校園一牆之隔的「東海別墅」去住，雖說是所謂「別墅」，其實只是另類的學生社區，可以免於校方情治的無謂干擾而已。
在我畢業那年，東海別墅出現一新的活動景點，就是常常有一個高瘦的中年人「老孟」晃來晃去，也在租的屋子裡賣點書，也和學生有點互動，同時老孟也以輔大哲學碩士的資格，在東海大學任教。至此，老孟於我，仍是「景點」，因為當時我一心一意只想完成畢業設計，實在無暇他顧，也無相識的機緣。
孰料有一天下午，老孟拉著一推車的左派書刊在東海別墅前排騎樓下擺賣著，遭到愛國愛黨的學生出面干涉，教官也來了，這時我正好路過，只見老孟正和愛國者拉扯，我基於情義，就將擺在地上的每期《夏潮》雜誌各買一本以示支持（如今這些書刊仍在我的書房裡，捨不得丟），這是我和老孟的第一次「接觸」。
老孟那時當然是偏左的自由主義與存在主義者，後來與老孟在東海別墅的幾度來往，他也借過我幾本禁書，如《鄉土中國》與《鄉土重建》等，可惜因我課業壓力甚重，未及多交，即告畢業離校，猶記得當兵時回東海，曾在老孟家借宿一晚，後來便失去音訊。
直到我退伍後才輾轉得知他在花蓮鹽寮，此時他以「孟東籬」為筆名發表作品，也偶爾和他電話聯繫，對於剛回台北上班的我，花蓮實在很遠。
記得在我新婚不久，有次實在很想去找他，便專程從台北開了一部二手車走蘇花公路，本來一路尚可，誰知一出清水斷崖隧道，便是傾盆大雨，而雨刷竟然就在這時故障，根本無法辨視前方究竟是天？還是海？簡直嚇壞了，只有一路硬著頭皮、戰戰兢兢地開到鹽寮，真是難忘之旅，那時老孟的濱海茅屋只有簡單的廚房兼浴室和起居的「媽媽間」。
有一天收到他的來信，說想在茅屋旁加建一間書房和高腳客房，缺錢希望朋友襄助，我徵得妻子同意，依其所期寄了一筆小款過去，聽他說理他這封信的朋友不多，我是其一。
再來我入台大唸研究所，有一次利用春假帶著妻子及襁褓中的女兒驅車環島旅行，最後一站便是到花東海岸公路上的鹽寮訪老孟，那時老孟的大牛、小牛尚幼，十分靈動，我們在海邊過了幾天無憂的日子，成天撿石子，或與大牛小牛玩耍，或聽老孟彈琴，中餐白米飯配黃豆，晚餐黃豆配白米飯，有一、二餐混食了一些麵條，著實是素透了，不但素面素心，還素胃素腸，沒幾天就受不了地逃回台北了，這是我到鹽寮訪老孟最後的一次，後來曾再訪，卻已人去屋空了。
後來老孟回花園新城時，經過台大偶爾會來找我，那時半工半讀的我時間較有彈性，也願意響應老孟的環保理念，和他一起騎腳踏車巡台北，他在台大唸農化的老二小青也曾參加。當時台北河濱綠地尚無腳踏車道，我們以台北新公園為中心構想了六條路線，有新莊、南港中研院、淡水等幾個目標地，招來十幾個朋友一路戴斗笠鐵馬行，擠在車水馬龍的市容中顯得頗是突兀而有趣，也上了《中國時報》的報導，可憐我們沒想到需要戴口罩，有人騎到半途就被汽機車的廢氣給薰昏了，結果六條路線走了兩條，也就沒能繼續奮鬥下去。
一九八七年蔣經國過世不久，核四要復建，老孟興趣又來了，找我老遠跑去貢寮反核四，又隨他到台電大樓拉白布條抗議；一九八九年台大學生會事件，校方打壓學生會會長羅文嘉，當時老孟年紀已五十二歲，他看不過去竟跑到台大校門口搞絕食抗議，我住在附近就去看他，他聽說有政治團體將要過去攪和，擔心壞了他單純的為校園不受政治干涉的動機，也就很快地收攤上了我的車離開。
老孟頗有梭羅的反政府意識，特別是反國民黨意識，起因我不是很清楚，可能跟一九七二年台大哲學系事件有關係，他可能沒直接被牽連，但他的好友如陳鼓應、郭松棻都出事了，他也在一九七八年幫陳鼓應競選立委，在台大民主牆寫大字報，這些都是聽老孟說的，我並未親眼見到，但我知道他極不願和官方打交道，也不報稅，根本只想作個自由自在的化外之人。
他對體制的反抗是很天真的，很直觀的，又很堅持，但也都缺乏策略，不講究方法，充其量只能算是文人造反，聊以自表而已，很難成事，與我所受一環扣一環的建築訓練及思維完全不合，我和他只能做朋友，不能並肩作戰。
有一次他介紹施萊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43）的書給我，譯稿他已完成，想交給我的（雅歌）來出版，我看這本《困惑者的指引》內容不錯，就同意出版，也想在經濟上對他有所幫補，可是他在「譯註」中又大大把施萊馬赫的有神論批駁了好幾頓，造成我的出版困難，有哪種書被譯者批一大頓還出版得了呢？究竟是要讀者欣賞這本書還是反對這本書呢？但他不管，堅持要出版就要連他的「譯註」一起出版，這就是老孟的率性，當然最後這本書也就生不出來了。
老孟自小是天主教徒，後來卻很反基督宗教，一九八七年曾被載入我辦的《曠野》雜誌「出走檔案」專欄談他的信仰歷程，那時，他已不認同他自己翻譯的《愛的藝術》作者E•佛洛姆的有神論，也不認同齊克果的基督教信仰；不過他到晚年時告訴我：他還是認為這世界是神創造的，因為實在太奇妙了，靠演化是很難演化出這麼美好的世界的，至於他所謂的造物主是誰？我就沒多問了。
一九九○年，我台大城鄉所畢業，旋即投入二二八平安運動，舉辦「二二八平安禮拜」，組織「二二八關懷聯合會」並擔任執行長，有近十年時間，我一個人同時帶領三、四個性質不同的團隊，除二二八外還有都市改造及多重出版工作，其他兼著擔任董、監、理事的非營利組織不下十個，忙得像無頭蒼蠅，很自然地便與如閒雲野鶴般的老孟也就少了聯絡。
其間我也曾試著聯繫，才聽說他搬到平等里，後來有次在師大夜市偶遇，手邊牽著一位沒見過的年輕女性，如此隨性的作派，讓我對把他當成哲學導師的印象有些錯愕，他看到我很高興，反倒不自在的是我。
最後一次見面是我到平等里去看老孟（也是唯一的一次），他帶我走過一條少有人煙的老溪圳，可惜體質過敏的我受不了蚊蟲侵襲，感覺四肢發癢難耐，雖然老孟十分盛情地想留我吃麵，我還是匆匆下山了。
再看到老孟時，是一個初秋的深夜，我突然接到訊息，趕到北投和信醫院時，他已閉目仰睡，床頭放了一本《愛生哲學》，身邊坐了一些他的老友，有些我熟，有些我不熟，不好多談，只有沉靜相送。
固然千山萬水，終須一別，但說走就走，率真如此，惟有老孟。
（本文已收入《那花兀自開著──孟祥森紀念集》，即將由〈水牛出版社〉於二月出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