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強權統治下，有一些作家可能長期遭遇「被消失」的命運。然而，歷史終究是公正的，偉大的文學和偉大的心靈總有一天會得以「回歸」。比如普拉東諾夫。
普拉東諾夫（筆名 Platonov，原名Andrei Platonovich，1899∼1951，蘇聯作家）出身於平民家庭，父親是鐵路機車修配廠鉗工，母親是鐘錶匠的女兒。他是一家十口的長子，十四歲就被迫輟學做工，先後當過鉗工、司機、農技師等。他在給妻子的一封信中寫道：「我活著，但活得很苦，因為生活一下子將我從兒童變為成人……」在一封給朋友的信中又說：「除了田野、農村、母親和鐘聲之外，我還熱愛火車機車、機器、纏綿不去的汽笛聲和流汗的工作。」
苦難的生活讓普拉東諾夫與俄國的生生不息的地氣相連接，他知道底層的工農大眾的喜怒哀樂和所思所想，因為他就是他們當中的再普通不過的一員，所以他才有這樣的底氣宣稱：「沒有我，人民是不完整的！」
被封殺的先知
然而，先知在自己的故鄉是不受歡迎的。在史達林時代，普拉東諾夫的短篇小說《疑慮重重的馬卡爾》，因被懷疑影射最高領袖而遭受嚴厲批判，他本人更是被扣上「明目張膽喊著法西斯口號的反革命」的帽子；其反映農業集體化和農村生活的作品《立此存照》，激怒了史達林，史達林不僅大罵作者是「混蛋」、「畜生」，還嚴厲訓斥刊登作品的雜誌主編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1901∼1956，蘇聯名作家）。
一九五一年，普拉東諾夫鬱鬱而終，年僅五十二歲。直到赫魯雪夫上臺，蘇聯文學出現短暫的解凍時期，他的部分作品才得以出版。而他的反烏托邦的傑出作品《切文古爾鎮》（Chevengur，1929），則一直要等到八十年代才與讀者見面。詩人布羅茨基說過：「二十世紀俄國文學沒有創造什麼特別的東西，除了安德列•普拉東諾夫寫的一部小說和兩個故事……」評論家詹姆遜也說過：「普拉東諾夫已經被視為非凡的美學權威和道德精神權威—— 完全可以和卡夫卡在西方的地位相提並論。」作家帕烏斯托夫斯基在去世前一年，即一九六七年，為普拉東諾夫等作家抱不平說：「假如像普拉東諾夫和布林加科夫這些作家的作品，寫完之後就能和讀者見面的話，那麼，我們所有的人的思想就會比現在不知要豐富多少倍了。」帕烏斯托夫斯基沒有說出來的一句話是：如果人們從普拉東諾夫的作品中汲取智慧，那麼蘇聯就會避免經歷那麼多的苦難、屠殺與饑荒。
他們是農村的毀滅者
「切文古爾鎮」是普拉東諾夫虛構的一個地方，它卻是動盪時代整個俄羅斯農村的縮影。關於烏托邦世界的虛妄與恐怖，如果說奧威爾《一九八四》中的描述稍嫌概念化，那麼普拉東諾夫的《切文古爾鎮》簡直就是一部生動鮮活、栩栩如生的電影。
遙遠的切文古爾鎮與蘇聯的權力中樞、神秘的克里姆林宮之間存在著某種肉眼看不見的聯繫，書中甚至出現了列寧：「列寧此刻想著切文古爾和切文古爾的布爾什維克們，儘管他不知道切文古爾的同志們的名字。列寧想必正在給切普爾內伊寫信，要他不要睡覺，守衛著切文古爾的共產主義，要他把全體下層的不知姓名的老百姓的感情和生活吸引到自己這邊來。」
列寧知道切文古爾鎮，因為它是全國第一個實現共產主義的地方。那群熱情澎湃、橫掃一切的革命者就是列寧派來的，他們來到這個世外桃源般的村鎮，馬上展開暴風驟雨式的社會改造：命令護林人將成片的森林砍伐掉，然後號召大家種黑麥；建立「貧農友誼公社」，大家每天開會，不必下地幹活；革委會主席切普爾內伊甚至規定人們唯一能做的是睡覺做夢，因為過多的勞動產生財富，從而導致剝削和戰爭。這些細節不是出自作家書齋中的想像，而是蘇聯農村集體化運動中真實發生的事實。
十月革命對俄國造成的六大危害
由俄國歷史學家祖波夫主編、索忍尼辛審閱的的《二十世紀俄國史》，如此評價十月革命對俄國造成的危害：
一、傳統的俄國社會教誨人們孝敬父母，尊老愛幼。布爾什維克要徹底砸爛祖輩父輩創造的「舊世界」。
二、對於人們熟知的「熱愛祖國」，布爾什維克說「無產階級沒有祖國」。
三、一般人們總是講不要貪圖錢財，特別是不要向親友謀不義之財，布爾什維克說要徹底消滅私有制。
四、布爾什維克反對人們常說的不要偷竊和搶掠這種公認的社會道德，布爾什維克主張並實行讓窮苦人「把被搶走的東西搶回來」。
五、人們普遍認為通姦是不道德的，布爾什維克認為必須摧毀資產階級家庭，取消資產階級道德，主張甚至實行「共妻」。
六、布爾什維克否定「行善」、「和為貴」、「積德」等對於社會和諧的重要作用，認為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的階級鬥爭，就是要你死我活，這才是最基本的人際關係。主張並實行的是「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上帝不會讓人們擺脫苦難，只有依靠和指望共產黨及其領袖，它們才是「勞動人民智慧、正直和良心」的體現者。
種下的是龍種，收穫的是跳蚤
這就是普拉東諾夫生活的外部世界。他從母親那裡繼承了虔誠的基督教信仰，深信在地上不可能建成天國，任何企圖在地上建立天國的妄想，最後必將產生人間地獄。他敏銳地指出，俄國一切災難的根源在於，革命者用「紅星」取代「十字架」成為人身上的主要標記。他在中篇小說《基坑》中，用一個更具象徵性的故事戳破了烏托邦社會色彩斑斕的肥皂泡：領袖帶領人民修建「共產主義大廈」，首先需要打一個深不見底的地基。
然而，人們的挖掘欲望通往的卻是雙重的無望：向下的虛空和向上的虛妄。所謂「向下的虛空」，那些揮汗如雨的貧農、中農和雇工，被帶到地層的深處，沉淪於最黑暗的環境之中；所謂「向上的虛妄」，那棟臆想中的、讓所有人都在其中過上幸福生活的「共產主義大廈」，始終沒有建起一磚一瓦。
修建巴別塔的美好願望，通往的卻是古拉格集中營。切文古爾鎮也是如此，這個原本繁榮和平的地方，經過革命者們的幾番折騰之後，最後人們在這裡「沒有找到一個人，城裡空空如也而又枯燥乏味」。
革命從剝奪私有財產開始
切文古爾鎮的革命，首先從剝奪有產者的財產開始。換言之，改變切文古爾鎮傳統的權力結構，首先就必須改變其經濟結構。革委會主席切普爾內伊宣讀了一個命令：「蘇維埃政權為資產階級提供全部廣闊無垠的、裝有星星、太陽和月亮的天堂，以便他們在那裡建立永恆的極樂世界。至於土地、巨大而堅固的建築物和傢俱，諸如這類東西應留在下面──以換取進入天堂──全部由無產階級和勞動農民掌管。」這個語言華美的、充滿浪漫色彩的命令，實際上是一則明火執仗的「搶劫令」。
於是，農民全都被動員起來，去搜查全體有產公民的家，並且順便沒收了有產者家中一些不大的、輕便的東西：手鐲、絲綢頭巾、沙俄時期的金質獎章、姑娘用的香粉等。切普爾內伊看到了某些農們順手牽羊的行徑，卻並不擔心他們弄到了許多財寶而成為新的有產者。他安慰自己說：「這些東西不會老跟著無產者，因為頭巾會破，頭上的香粉會揮發得無影無蹤，所以於覺悟無礙。」
第一步是抄家，第二步是將全體有產者遷出城鎮，將他們的房屋充公。忠實執行這一命令的，是肅反委員會的得力幹將皮尤夏。他親手動手毆打那些不願離開的「殘餘的有產者」，親自規定他們路上能帶的東西和食物的限量，還親自把東西打包。
這些革命者大都出身底層，但是，窮人未必都是好人，單純的理想未必產生良好的結果。根據古代人的想法，立法者與人類的關係，就相當於製陶工與粘土的關係。不幸的是，人人都想做陶匠，沒有人想做粘土。從羅伯斯庇爾、聖茹斯特到列寧、史達林，他們都以陶匠自居，主宰切文古爾鎮的革命者也是如此。
為什麼必須保護私有財產？正如經濟史家巴斯夏所強調的那樣：「如果政府使法律成為所有公民的自由和財產權的保障，如果法律就是公民個人正當自衛權的組織化，那麼，人們就會在公正的基礎上，建立起一個合理、簡樸而經濟的政府，可以為每個人理解，受每個人愛戴，得到所有人支持，被授予十分明確而極為有限的責任，被賦予其牢不可破的凝聚力。」而私有財產不受保護的後果是什麼呢？一旦私有財產可以被任意剝奪，則法律和社會秩序瓦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基礎亦不復存在。切文古爾鎮上的這一幕，在中國的土改、鎮反等運動中司空見慣。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而是殺人放火
今天是搶錢、搶女人、搶土地，明天必然就是殺人放火。由於革命者們錯誤的政治經濟決策，使得當地原有的生產生活資料消耗殆盡，如何才能度過危機呢？革命者們想出的一勞永逸的辦法是：殺人。
《切文古爾鎮》中用白描的手法描述了革命者們實施的「階級屠殺」的場景──希特勒實行的是種族屠殺，而史達林實行的是階級屠殺。前者已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而後者卻陰魂不散。
革命者們將切文古爾鎮的有產階級召集到中心廣場上。「崩了他們，弟兄們！」皮尤夏拔出一把納甘式轉輪手槍，頂著就近的一名資產者的腦門放了一槍。「從資產者的腦殼裡冒出一絲微弱的熱氣，隨即從頭髮裡湧出一股類似蠟燭油的原生的濕呼呼的東西。」
既然領導都身先士卒了，其他的肅反工作人員們便紛紛用轉輪手槍對著不敢說話的、昨天剛剛用過聖餐的資產者射擊。「只見那些人把油污的脖子扭到快要折斷頸椎的地步，然後笨拙地、歪歪斜斜地倒下了。他們中的每一個人還沒有感覺到傷痛，腿就軟了，隨即就勢倒下，好讓子彈擊中非要害部位。」
但是，想絕處逢生是不可能的。「他們給手槍補裝了子彈，給每個躺著的有產者以徹底的方式在喉嚨旁加了一槍，讓小鐵彈穿了進去。」在確認所有人都死亡之後，皮尤夏得意洋洋地宣佈：「這世上沒有比死人更窮的無產者。」他們更是不准死者的家人前來收屍，而是一鼓作氣將他們就地埋葬，將土填平。
中國革命的真相： 流氓得志，好人遭殃
這一幕，與差不多同時在中國發生的、國共第一次合作期間的農民運動何其相像！當時，毛澤東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他說，就是要「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甚至不惜「為所欲為，一切反常，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毛用他富於感染力的語言將這種革命的本質一語道破：革命不是請客吃飯，革命就是殺人放火。
中國的這次農民運動，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解體而終止，毛澤東未遂己願。而史達林在蘇聯則暢行己意，造成了亙古未有的大饑荒。直到二十多年後，毛澤東奪取了天下，才重新在全國範圍內轟轟烈烈地展開土改、大躍進，使得神州大地「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與史達林想比，毛澤東算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了。而對民眾之肉身的摧殘，與對靈魂的強制改造，在所謂的「文化大革命」中臻於極致。
一九二七年，革命大潮席捲中國。一生堅持憲政改良理念的梁啟超，卻一眼看穿了此種革命的本質：「握權者都是向來最兇惡陰險齷齪的分子，質言之，強盜、小偷、土棍、流氓之類，個個得意，善良之人都變了俎上肉。
……總而言之，所謂工會、農會等等，整天就是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沒收財產等更是家常茶飯。而在這種會中主持的人，都是社會上最惡劣分子，半年以來的兩湖，最近兩個月的江西，凡是稍為安分守己的人，簡直是不容有生存之餘地。」而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中國歷史，就是比賽誰更革命的歷史，也是一個苦難接著一個苦難的、迄今尚未結束的、「暴力革命」的歷史。
「切文古爾鎮」不僅是一個俄國的地名，也是一個中國的地名──那個誕生了「收租院」雕塑的四川安仁鎮，不也是一個「切文古爾鎮」嗎？經歷了同樣的災難，中國也需要像普拉東諾夫這樣懷著深切的良知和悲憫感的作家，在廢墟中忠實地記錄下曾經發生過的一切。我們不能遺忘災難，並讓它再次降臨。
（作者為中國旅美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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