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應香港〈善樂堂〉林國彰牧師的邀請，我專程到香港參與了「六四」大屠殺二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五年過去後，台灣《曠野》雜誌的蘇南洲弟兄又邀請我作為一個「六四」運動的親身經歷者和受害者，對已經過去了二十五週年的那場震驚中外的民主運動寫一些感想和反思，也對自己的人生做一個梳理和回憶。本想找藉口推託蘇弟兄的好意，但想到「六四」大屠殺的真相還沒有昭示於天下、受害學生和市民還沒有得到昭雪賠償、上帝的公義還沒有得到伸張、死難者的冤魂還有得到安息，我作為一個親身參與者，面對這樣一場巨大的浩劫和民族的災難，如果一直保持沉默和旁觀，那就是犯罪，上帝會譴責我的軟弱和膽怯。馬丁•路德•金有句名言：「歷史將會記錄在這個社會轉型期，最大的悲劇不是壞人的囂張喧鬧，而是好人的過度沉默。」
1981年我考入重慶第三軍醫大學，進校沒幾天，學校就組織我們這些新生看《霓虹燈下的哨兵》和《白求恩大夫》等革命電影進行洗腦教育。我開始領受到軍隊枯燥、單調、刻板的生活對我自由奔放的個性的壓抑和摧殘。過了三年半，我決定退學，離開軍隊這個活墳墓，為了我殘存的一點理想和尊嚴。
1986年我改考文科院校，進入北京語言學院（現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剛入校感覺還不錯，由於是文科大學，管理比較鬆，我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去聽課、看書，再加上自己在班上年齡偏大，社會閱歷也較豐富，自然受到班上一幫小姑娘的仰慕，但沒有信主的人生是空虛無聊的。無論我在現實生活中感覺多麼好，但每當夜深入靜，獨自一人徘徊在空曠的操場之時，一種對宇宙無限的迷茫感，生命虛無的惆悵感便油然而生……。
八九學運的慘痛經驗
轉眼到1989年4月，因著胡耀邦的去世，引發了震驚中外的八九學運，我懷著滿腔熱情投入了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民主運動，從一開始罷課聲援學生到上街和平請願示威，從校園搞民主啟蒙宣傳到廣場絕食抗爭，一直到6月3日被戒嚴部隊驅離廣場，最後悲憤地回到校園為死難的市民和學生舉行了完追悼會後就四處逃散。6月15日我被戒嚴部隊捕獲，歷史給我開了一個巨大的玩笑，昨天還是熱血沸騰的愛國學生，一夜之間就被官方定性為「反革命暴徒」，昔日的天之驕子成了共黨專政的對象，當監獄的鐵門在我身後「砰」的一聲關上時，我才從倒錯的時空中一下進入嚴酷的現實……。
一個二十多平方米狹小、昏暗的牢房，最多時塞進了十個來自北京不同高校的學生和市民，我記得有「北高聯」的熊焱（北大法律系碩士，被通緝的二十一名學生之一）、「外高聯」的連勝德（天津民航學院學生，外高聯主席）、趙常青（陝西師範大學學生），陳淶（北京某高校學生）、李成煥（北京市民）、劉迪（四五運動著名的「小平頭」）、孫建偉和梁煜（清華大學的學生）、龔自忠（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碩士，在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工作）和我（北京語言學院的學生）。到了晚上大家都只能側著身子才能全部躺在十多平方米的木板通鋪。當時正是北京炎熱的夏天，大家大多時候都只是穿個褲衩，裸著上身，只有到了提審的時候才會換上長衣褲。廣場上的光輝形象到了這時候真的是原形畢露，人的本相這時候也暴露無遺。剛開始幾天大家因著共同的命運和遭遇能夠在監獄相見都感動格外親切和溫暖，大家真的是「袒裎」相見，真誠相待，還「溫良恭儉讓」，但不久監獄就成了廣場的縮影，北高聯的學生和外高聯的同學又為了廣場指揮權的問題展開了激烈的辯論，堅持留守天安門廣場的激進派和要求儘快撤離廣場進行校園民主的溫和派也吵得不可開交，雙方都想從傳統文化裡為自己的行為尋找理論的支持，願意在廣場流血來喚醒民眾的激進派宣稱要「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而提倡搞校園民主的溫和派則老謀深算地告訴對方「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退一步海闊天空，忍一時風平浪靜」。
隨著時間的推移，青春的熱情褪去以後，我才發現等待自己的是遙遙無期的羈押和審訊，初期的熱情爭辯慢慢變成了祥林嫂式（魯迅小說《祝福》中的悲劇人物，一位勤勞善良女性的覆滅人生）的自言自語，每個人都對自己的未來，開始充滿了彷徨和迷茫。我半年沒有家人和同學的任何消息，外界唯一的消息來源就是官方用來給我們洗腦的《人民日報》。在這巨大的空虛和恐懼當中我開始認真思想我人生的價值和意義，真應驗了那句話：「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
人的盡頭是神的起頭
出獄後，不願回家鄉貴陽，覺得無顏見江東父老，就去投奔我在海南開裝修公司的中學同學，跟著他陰差陽錯地進入了裝修這一行。每天起早貪黑，為生計奔波，生活越過越庸俗，生命進入「忙、茫、盲」的惡性循環狀態。正當我身心皆已疲憊，出國無路，報國無門之際，上帝派他的僕人高弟兄來尋找我們一家，那是1999年的一個夏天（正好是「六四」十周年），高弟兄把我們夫婦接到了他家的查經小組。從此，我開始接觸到一群與眾不同的人，我的人生開始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
過去，我思想中的迷茫和困惑在中國傳統的儒、道、釋文化中始終找不到答案，儒家叫我們「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太過中庸、無奈，道家叫我們「清心寡欲，無為而治」太過玄妙、消極，而佛家則叫我們「打禪修行，遁入空門」更是一片虛空。如今，在有了豐富的人生閱歷後我開始聽到上帝的福音，倍感親切，我隱約感覺到這就是中華民族的救亡之道、重生之道。我如饑似渴地吸收著福音的道理，恨不得一下將它弄明白，馬上用它來改變社會。由於我過去所受的無神論的教育和後來片面接觸的西方人本主義思潮的影響，遵循的都是個人奮鬥、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所以，我雖然很欣賞聖經的許多道理，但我的理性對「人的有罪性，耶穌基督死裏復活，神七天創造世界，耶穌的寶血洗淨、遮蓋了我們人類的罪」這些救恩的真理還不能完全理解和認同。但「人子來，為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路加福音19章10節）祂通過祂僕人薛牧師不厭其煩的耐心講解和他生命中流露出來的愛心讓我感動，讓我信服。慢慢地，我覺得聖經上的話不是那麼抽象、枯燥和不可思議了，弟兄姊妹在一起的交通、禱告也變得親切自然、其樂融融了，終於有一天我被耶穌十架上捨己的愛完全地降服，悔改流淚願意接受祂成為我生命的救主，把我的一生交在祂的手中，願祂差遣和使用。
我信主以後一個很大的負擔就是向這些一起參加過學運的朋友們傳福音，希望他們趕快悔改來到上帝面前，讓他們苦毒的心靈得到上帝的醫治，孤獨的靈魂得到上帝的撫慰。而我的另一個負擔就是團結一批和我有共同異象和使命的朋友們一起為這些為了中國的民主事業付出沉重代價的民運的朋友們提供一些具體的人道援助和關懷，讓基督的愛不只是彰顯在講臺慷慨激揚的宣講中，而是更具體地落實在這些被主流社會遺棄的卑微人群裡。
體現愛與公義
如今的我早已從意氣風發、任性衝動的青年進入了老練穩重、成熟自信的中年，昔日激情依舊，愛國情懷還在，但不再是廣場那種撕心裂肺的吶喊和豪氣萬丈的絕食，而是化作對社會實際的參與和實踐，對每一個個體生命實實在在的幫助和關懷。所以，我2006年來到美國讀完神學後，一邊牧會，一邊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參與了〈人道中國〉對國內良心犯的救援工作，尤其是籌集資金，幫助一些在國內受逼迫的民運人士及其子女來美國讀書、工作。一開始幫助了雙腿被1989年的坦克車壓斷的方政一家三口逃離中國，方政現在已裝好義肢，可以自己開車去社區大學學習，並買了房子安置下來；後來又陸續幫助貴州異議人士李元龍的兒子李沐子來到美國，並在俄亥俄州大學完成學業；幫助西安民運人士楊海的妻子和女兒逃離中國；幫助四川基督徒民運人士劉賢斌的女兒陳橋來到美國讀高中；接待被八九年戒嚴部隊打斷腿的齊志勇的女兒齊霽來到我家，並開始高中的學習。
如今，我努力學習效法基督，除了宣揚福音的救贖真道，也在日常生活中體現神的愛，學習用基督的愛去撫慰、關懷那些「六四」受難者的家屬和為義受逼迫的人，以求彰顯上帝的公義。
（作者現在美國牧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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