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的台灣正處於一個極度苦悶的年代，但也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年代，有如三十年前的台灣社會。
1987年解嚴前後，台灣久鬱的各方社會力迸發而出，歷民進黨成立（1986）、北京六四事件（1989）、野百合運動（1990）、李登輝六次修憲和全面直選（1988–2000）、及扁馬二次政黨輪替（2001 –2016）至今，整個國內外形勢丕變，也讓即將接手執政的蔡英文及民進黨團隊，必須在百般困頓中，奮力為二千三百萬黎民百姓點燃希望之火，接著小心翼翼地大步向前邁進。
《曠野》雜誌誕生的時代背景
《曠野》雜誌自也不外於台灣水土之中，就在1987年解嚴前極度苦悶又充滿希望的氛圍下孕育而生，並曾頂風雁行地投入二二八平安運動（1990–1998）、反雛妓運動（1992–1993）直至反貧窮運動（2016–）等關乎整個國家多重結構性社會改革的工程，至今30年，未敢自棄。
猶記得1981年時，我一邊在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一邊準備台大建築與城鄉所（當時還寄身在工學院土木所交通工程乙組），後來在城鄉所裡學到城鄉綜合發展計畫的規劃學理，及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進行分析的方法，除了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 – 1984）的社會理論、新馬克斯主義（Neo-Marxism），還有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26 – 1984）的社會運動組織技巧，這些學習對我日後辦《曠野》雜誌及處理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助益甚大。
「窄門」團契的兩年清談
進台大進修不久，我辭掉常須加班趕圖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除了在教會團契與執事會的服事，在產女不久的妻子海瑩建議及支持下，效法當代基督徒思想家薛華（Francis A. Schaeffer,1912-1984）建立「庇蔭所」（L'Abri）的理想，以及東海師長開放家庭的作風，邀請了一些比較談得來的基督徒朋友，到家中定期聚會（1985-），每次由參與者主講一個政經、社會、文化、信仰……議題並帶領討論內容，比較知性（也有人說比較批判性），介於一般團契和讀書會之間，也多是清談。
後來讀書會中有人出國來信問候，無以名之，就說「咱們」那個團契，說著說著就說成〈窄門〉團契，全然沒有自義的意思，倒是強調須努力出席，唯一門規就是不能缺席，若缺席就要在位子上放個蛋糕代贖，有點戲謔、尋開心，但還真有人當真，請假就訂了紅葉蛋糕送來代替她出席。
〈窄門〉團契兩年下來，談了很多，也累積了一些想法，就想辦個小而美的同仁雜誌，將每次聚會的心得整理刊登出來，於是就以我為發行人及社長，去登記了一個《曠野》雜誌，創刊總編輯康來新、主編海瑩和我一起去北溫洲街向臺靜農老師討了墨寶（雜誌上的「曠野」二字是臺老師的題字），事就這樣成了，很文人。
《曠野》雜誌與〈曠野社〉
辦雜誌一事，想起來輕巧，做起來卻挺磨人，要構思內容、邀稿、催稿、改稿、文編、美編、印刷、裝訂、列印名條、寄發、拉訂戶、找廣告、讀者服務，收支要能平衡等等，根本是十分龐雜的勞力密集工程，豈是習於清談的文人可以勝任之事？難怪有人說：要害一個人，就勸他去辦雜誌。單是發行到書店擺上檯面，我們先找〈校園〉代理，原本一切談妥，誰知只到第二期，〈校園〉方面就要求先審稿（比專門查禁書刊、出版後才審查的警備總部還過分）。後來我們轉請〈橄欖〉（〈華宣〉出版集團前身）代為發行，一年後，有〈橄欖〉發行部門工作人員對某作者的文章有意見就扣住不發。求人不如求己，以後就自己擔起繁複的發行工作。
辦雜誌壓力很大（尤其是財務），既然〈窄門〉團契的成員都是《曠野》雜誌的優先筆陣，於是將〈窄門〉團契改組為〈曠野社〉，每人每月出500元，也將《曠野》雜誌納為〈曠野社〉的主要對外事工，《曠野》雜誌從而有〈曠野社〉的筆陣與財務打底，互相幫補，相得益彰，原本也是美事一樁。
先有《曠野》雜誌，再有〈曠野社〉。〈曠野社〉自1987年7月（台灣解嚴前一個月）成軍開始，第一個公開活動是1989年11月在台北懷恩堂辦「關懷弱勢•聲援劉俠」研討祈禱會，初試啼聲，象徵性遠大於實質影響力。第二個公開活動是1990年12月在台北懷恩堂辦「二二八平安禮拜」，這次引得朝野極度重視，也相當改變了整個台灣社會對二二八及相關政治議題的態度。
然而，文人好清談，更好名，〈曠野社〉同仁也不例外。由於〈曠野社〉原本是結構鬆散的文人團體，哪經得起如此大陣仗的朝野關注與媒體採訪轟炸，也有居心不良的媒體從中挑撥、製造事端，造成原本勞逸不均的〈曠野社〉解體告終（前後僅維持了三十個月）。《曠野》雜誌則回到無遮無蔽的原始地，由海瑩和我並肩扛起所有的編務和社務，獨立辦刊至今三十年。
二二八平安運動的啟動
我在城鄉所的學習較漫長，修足學分、通過資格考後，卻換了三個論文題目、四位指導教授，備極辛苦，最後在人稱大刀的夏鑄九教授指導下拿到學位，甚是不易。原本，我的碩論題目是「新國家教堂」（後來在夏老師力勸下，改成極低調的「教堂空間的社會分析」），談的是從日治到民國時期前後八十年間，在政治角力中，教會歷史發展與社會變遷等多重聚焦下的濟南教會教堂空間意象；後來由於我取得了反共護教聯盟與警備總司令彭孟緝家族合作的資料及建築設計圖樣，並將籌備中正紀念教堂（拆濟南教堂原地改建）的復辟計劃寫進論文，令當時濟南教會主任牧師翁修恭大為震驚，乃將我的論文拿給李登輝總統看，最終以指定古蹟的方式，才保住濟南教堂的建築本體，也從而開啟了二二八平安運動與執政當局的良性互動之路。
1990年7月，我完成碩論從城鄉所畢業，隨即全力籌辦「二二八平安禮拜」，先邀得翁修恭牧師與周聯華牧師作大會共同主席（co-chairman）外，並邀來六十位國台語教會領袖共列籌備委員，我則擔任大會義工總幹事，一肩挑起完成所有大小繁雜事務的責任。
在完全沒有助理可分工的情況下，每天上自政界、媒體甚至黨政軍特的周旋，下至開車送文宣品到各教會的瑣事，都必須如期、如實地一一到位，實在不是一個「忙」字可以形容，有時累得講電話都會打瞌睡，壓力大到經常作惡夢，在情治單位工作的朋友說我是「提著人頭在辦事」，那年我37歲，自以為蝦米攏不驚。
由於受建築師實務訓練與經驗的影響太大，凡事於我如建築作品（社會事務也不例外），先了解主題對象、勾勒願景與大量溝通、巨細靡遺的工程細節（如各種工期、工班、技術、材料機具以及財務等等）都必須充分掌握才會動工破土，不然蓋一半蓋不下去，徒留爛尾樓惹人訕笑，這斷不是建築師幹的事。當一個建築師、都市設計師、社區規劃師、社會工程師甚至出版人（辦《曠野》雜誌和〈雅歌出版社〉等共出版近千本書刊），我都是用這個態度（人家是治大國如烹小鮮，我則是烹小鮮如治大國），當然就把自己整得疲累成殘疾。
人過六十，所能經營的不過「背影」而已
三十年來，《曠野》雜誌以「當代基督徒的信念與行動雜誌」自期，以「闡揚基督精神，面對時局困境；建構當代思想，實踐全人信仰；結合開放心靈，重建美善國度」為宗旨，其間透過出版、讀書會、查經班、團契、研討會、社會運動……各樣方式（詳見本期張力揚所寫〈由《葡萄園》到《曠野》──四十年的文字探索〉），無非期望能在上主引領下，結合有志者一起往「心靈重建、人格復原、社會美善」的目標邁進。
然而，終究「心高抵不過風大」，真是以為吃苦就是吃補，長期逆血行氣下來，竟換得雙卡（重大傷病+身心障礙）等身，在加上大環境的改變，小輩如我者不得不在此向一路相伴的好友、長輩們懇求：且讓《曠野》潛化網誌，以為長遠之計。
竊以為：人過六十，所能經營的不過「背影」而已，如今殘疾加身，若人均壽八十，殘疾者七十，則所餘不及十年。以色列人在曠野漂流不過四十年，若主憐憫，讓《曠野》網誌得以再續十年，滿上四十，則無憾無悔，於願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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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雜誌》發刊辭 ◆蘇南洲
當信仰在形式中僵化，當人文的理想已遠去，當工商功利思想建立起王國，而心靈的火焰漸漸熄滅，神聖的信念漸漸失落，人類的自由與尊嚴即將窒息；這時候，清越的笛聲自曠野中吹起，凡有耳可聽的何不回應？
生命中最當被肯定的不在乎華麗成功，而在乎潛沉自得；生命中成長的憑藉不在乎資產成就，而在乎反省日新；人間的契合，不在乎宣傳或施受，而在乎開放與接納；真理之門向來只向勇敢自由的心靈開放，而向封閉保守的人關閉。
在此際《曠野》之孕出，無非期企人文理想價值的再生，在殘燼中復燃人性的關懷，藉著文學的謳歌、信仰的探究、現象的反思、藝術的執著、宗哲的辯正、文化的批判，為奔跑在真理道上的追尋者，提供一片更廣闊的心靈世界；也藉著奔跑所揚起的熱塵，邀得更多勇者的投入，好讓我們不再冷漠而偽善，不再封閉而孤單；讓我們以信、以望、以愛，超越現實、擁抱人間、邁向永恆。
（本文原刊於《曠野》創刊號，1987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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