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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角／二兵總司令塊肉餘生記

◆蘇南洲

三十年來，多次有朋友問我：創辦《曠野》的理想為何？我總是回答：創辦《曠野》有基於理想，也有基於苦悶。這下朋友就更不解了，卻有點不敢多問，我也有點不敢多說。每每此時空氣中彷彿灌進某種敏感的禁忌，時而濃，時而凝，時而飄忽。

回首創辦《曠野》之初的苦悶，那時我年方三十三，尚在台大唸城鄉所，之所以會進台大，是因我被禁制無法出國留學，否則多年後我或返台服務，或遨遊異鄉，但洋墨水是一定要喝的，這是我原本的生涯規劃。

然而事與願違，緣起我在東海念大二時（1974-1975），基於一個傳統知識分子對社會和對知識的責任感，為尋找當下學子如何在家國間（正值老蔣過世，全國及整個校園全都披麻帶孝的浪潮）知所進退行止的出發點，參與了一個僅維持半年的文史哲讀書會（然受當時時空及各人所學能力所限，只能清談一些如鹿橋的《人子》、卡謬和卡夫卡的存在主義等離地甚遠的題目），結識了數學系的W君（後來任美國名校教授，1954-2008），大三時又從化工系的C君（美國名實驗室資深研究員退休，1953- ）手中接下《葡萄園》雜誌 ，W君和C君都是很認真的基督徒，也都成了我此生莫逆。

孰料W君1977年赴美留學半年多，來信關心故鄉事，我回函道：東海校長由謝換梅，校牧由卓換鄭，台灣總統由嚴換小蔣；W君的再來函中用了「沐猴而冠」的字眼，也沒特指何人何事，古今向來書生都是「皇帝背後罵昏君」，如此隨言，耍耍嘴皮而已，也是W君常有的調調，我沒做多想，也無需回應。
誰知信中「沐猴而冠」 這四個字，竟被梅主政下的東海校方，將我送上警備總部的黑名單，還派教官及職業學生多方盯住我。（不然警總怎知我全力完成畢業設計，心無旁鶩？）

警總的人來了
1979年（江南案的前五年，陳文成案的前二年，林宅血案的前半年）7月，就在我東海建築系畢業後，即將入伍服役的前一週，早上八點，溫州街先父宿舍門鈴作響，我前去開門，門外有二名壯漢，其中一名拿著一張上面有我名字的紙條，在我面前晃了一晃，問道：「你就是蘇○○嗎？上面找你去問話。」那是何等嚴峻冷峭的年代，上門抓人不須拘票，也不用出示證件，我愣了一下，不敢多問或抗拒，只說去穿衣服就先把門拉上。

回到屋裡，我靈機一動，打電話給C君，請他由木柵住家趕來。約莫近九點，期間門鈴曾多次作響，我都不應門，直到C君前來，我才放下家中被嚇壞的先母與弟妹，要求警總的人必須讓C君與我同行，我才肯配合出門，去搭他們偽裝的計程車，不然全世界都不知道我將被帶到何處。

為了避免驚動鄰居，他們很不情願地讓C君擠上車子，直奔博愛路警備總部，但就在快到警總不遠處，他們突然合力將C君摔出車外（顯然是練過的），害他跌坐車道上，差點被後面開過來的車輛輾過，然後一個急左轉，直接駛入警總，將我帶到不見天光的地下審訊室，至此我還不知究竟做錯何事？犯了何罪？身處何境？更對台灣政治的黑暗完全無知，可說只是淨白紙一張而已。

社會主義民主台灣國總司令出現了
原來是W君年前信中的「沐猴而冠」惹的禍，再加上W君在信中提到「社會主義」、「民主自由」等泛泛的政治名詞，結果被警總編造出一個新發現的「社會主義民主台灣國」海外台獨組織。W君（後來我才知道，W君在美國讀書時，護照加簽被沒收，成了無國籍stateless一段時期，直到獲得教職拿到綠卡，才有身分居美）在信中也提到他是個外黃（指膚色）中白（指思想）的banana（香蕉），於是在警總編織下，這個組織的英文名字也有了，就叫“Banana Republic ”（後來我到紐約旅行，看到同名的時尚品牌還嚇了一大跳，心想會不會是警總開的？），而我是唯一在台灣跟這個根本不存在的組織有聯絡的人，警總還給我扣上一頂「總司令」的大帽子。

審問我的是三個便衣，而我只是剛出校門、即將當兵、毫無社會經驗的菜鳥，在那寧可錯殺、不可錯放的年代，被帶到警總地下室偵訊，嚇都嚇壞了，豈有不快快跪地求饒、乖乖招供之理？

蔣經國總統當得好不好？
猶記得他們劈頭第一句問話是：「你覺得蔣經國總統當得好不好？」當時我的腦袋很快地轉了一下，心想：若說蔣經國當得好，很可能會立刻挨巴掌，因為有可能過去不經意講了什麼胡話，被人打小報告賺獎助學金去了。所以不能說好，會吃眼前虧；但若說當得不好，那豈不等於自動入罪，還有活路嗎？說好說不好皆不行，所以我就答以：「越來越好。」這樣既沒否認之前說過不中聽的話，也沒有入罪於己，應可安全。

對方三人聞此，馬上相互交換了一個眼神，好像有點遇到對手的樣子，便開始細細盤查起來，每一個細節都不放過（其實根本不存在的事，純屬天方夜譚，但他們硬是要像編小說一樣，問得煞有其事，還以為可以從中取得某些資料來補充他們的荒唐故事，真是莫名其妙）。

一通不准動手刑求的救命電話
輪番審訊了約莫二小時，突見有人被喚出審訊室後再回來，且轉而盤查同行被推出車外的C君背景，原來是C君被摔到警總門口後，爬起來就直走到同在博愛路的國防部找他的父親，又找了他所熟識的軍中高層長輩，極力展開緊急援救行動，包括打電話進警總，要求他們不可威嚇我或動手刑求（我猜二年後的陳文成就是被動手刑求失手致死，只好趁黑丟下台大校園），這通電話當時便起了很大的作用，對方口氣也緩和許多。

到了中午，對方三人吃起便當，也給我一個，我怕他們在便當下藥，不敢吃硬撐，就這樣半栽贓、半羅織地囫圇拖問到傍晚，根本沒有的事，當然也問不出所以然來，最後，他們看一時沒有任何成果的可能，就拿了一個切結書要我簽，白紙黑字上寫：若是將今天審訊的事說出去，就願受「最嚴厲之制裁」等語（可能類似五年後江南的處遇），簽了字就放我出去，我能不簽嗎？就簽了。
走出警總地下室，已是傍晚，那時我身心俱疲、又餓又累，看到門後有兩棵合臂粗的大榕樹，心想縱使拳腳再粗、頭再硬，也不可能憑力氣撂倒大樹的。這也是後來我揉和建築設計心法，加上在城鄉所習得社會分析與組織技法，後來一手辦雜誌搞出版，一手推動社會改革，始終不忘托洛斯基（Trotsky, 1879-1940）抓緊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的原則，只要摸清社會脈絡（穴位），集力聚焦一點，即可輕易撂倒對方大漢（政府體制或社會結構）。這種以小搏大、以弱擊強的工夫，有如小蚊子扳倒猛獅的技法，正是警總門後這兩棵大樹逼我學而時習之的功課。

總司令下部隊變二兵
人是全身而退了，但是黑資料就跟著轉到我服役當二兵的台南333師（號稱天下第一師，以軍紀嚴明、戰力超強聞名），分到後勤營中被政戰系統上下盯著，幾次師部參四科營繕組因營區改建任務需要專才，調我去做建築設計，每次都被政四保防科長（此人後來在金門多次仗勢姦宿民婦，被憲兵查抄法辦）破壞，三進三出，最後只好作罷。放假日還有職業同袍假裝是好友隨伴出營（美麗島事件前，有次在南市餐廳不意碰到東海時南神同學黨外T君，我同行同袍回來寫報告有得可賺的了），這種當兵的日子著實難過。在出操、站衛兵之餘，想「學英文」總該沒事吧，就練習用英文寫家書，誰知卻被政四科保防官叫去罵，說我在找他們麻煩，害他們看我的信還要翻字典。

C君父親不但在警總地下室救我小命，還要保我平安退伍，實在不遺餘力，幾次用國防部防X光掃描機的紫色內層特殊信封（這種信封是輔導長都不准拆閱的）寫信給我，內容很一般，只是給我打氣加油，說些要服從長官、注意健康的話，我看主要是要讓師、營、連上長官知道有高層在照應我，不要欺負我的意思；也特別請託師長照顧我（最後師長還跟我說抱歉照顧不了我，要我回報C君父親）；甚至親自驅車到陸軍總部找政戰主任要幫我作保。但這一切來自軍方高層的努力，雖能保我不致遭到毒手，卻抹不掉我在警總的黑資料，他們始終要嚴密監控，總想從我身上找到可讓他們升官發財（將我列為「重點分子」，若是有進展甚至破案，就如景美人權園區/台北軍事看守所的案例，會有夠買台北幾幢房子的巨額獎金可領）的新資料，而任何受訓、師對抗演習等相關軍事場合或機會，我都一定被排除在外，只能留守站衛兵（站在豬圈旁，營區大門口的沒我份），有一次太累站衛兵打瞌睡被查哨長官抓到，差一點被送去關禁閉（否則我很可能就是一個早三十五年的洪仲秋）；還有一位同連大專兵站衛兵時發生命案，說是交接班哨時的清槍意外（我連上很小，有三個哨點放四個人，每天十二班哨，清槍九十六次），真是天知道？就這樣，我只能成天提心吊膽又滿腹苦悶和憤怒，簡直活像是個著軍裝、會移動的人彘。

這種日子過了快一年，有一天我突然覺得好累，心想放棄抵抗、出賣靈魂投降（打不過對方就加入對方）總可以吧！就跑去找營輔導長請求入黨，營輔導長說只要我先交「悔過書」，就願意做我的入黨推薦人，我不知要悔什麼過，當然寫不出什麼「悔過書」，也就入不了黨（因為沒有推薦人）；但事情就此得以僵住（不戰不和），監控也稍稍放緩了些，不然把我逼出事來，對他們可能也不會好。

不久333師調防金門，各連部隊便散落在各地樹林、傘兵坑與防空洞之間，師部與營部分佈在哪裡都不知東西南北，政戰監控程度也相對鬆了許多，只是我的信件都暗自編號，十封大概只能收到八封，沒到我手的信，很可能是政戰士手拙拆壞了就毀掉，應該也不重要，只是在在提醒我保持對政戰系統的厭惡。
剛好跟我同梯次的一位阿兵哥，被編制在師部政四保防科，是我小學同學，知我想出國留學（可能所有相關政戰人員都知道），便偷偷告訴我退伍三年內別想（至少三年的「留台察看」），即便拿到美國大學I-20入學許可，台灣政府這邊也不會放人（不會讓我去跟W君會合，那豈不就等於龍歸大海，台灣警總這邊也斷了線，他們升官發財美夢就破了），一定會把我死死扣在台灣，勸我趁早斷了留學夢（果然退伍後，三不五時就有管區警察到家裡來騷擾先母，打探我在哪裡上班；隔年我婚禮和婚宴上，還有退伍後就沒聯絡的軍中同袍及連長，竟未請自來突然出現，調查我及先父母的人際關係；連住家百米外不認識的里鄰長及所有和黨政軍特有關的鄰居，都知我是警總認定的「重點分子」，必須定期或隨時回報狀況）。

留學夢碎進城鄉所，再推二二八平安運動
1981年我退伍，那時台灣尚未開放出國觀光（只有業務考察和留學進修才可申請特許）。出國既不可能，我就用三年時間在建築師事務所學習實務工作，也備足建築師檢覈資格。1984年進台大城鄉所學習城鄉綜合發展計畫的規劃理論與實務，及從政治、經濟、社會等各層面進行分析的方法，除了傅柯（Michel Foucault，1926 – 1984）的社會理論、新馬克斯主義（Neo-Marxism），還有阿林斯基（Saul Alinsky，1926 – 1984）的社會運動組織技巧等等，這些學習對我日後辦《曠野》雜誌及處理二二八、雛妓、街區改造等社會結構性問題的助益甚大。

值此同時，為找尋當下基督徒如何在社會安身立命的出發點，我在自家開始了一個讀書會團契，名曰〈窄門〉，有「天國是要付代價才能進入」之意；兩年後（1986）開始出版社，名曰〈雅歌〉，有「基督教人文通識」之意；再半年（1987）開始雜誌社，名曰《曠野》，有「回到信仰原點再出發」之意；凡此所為，在在都是基於體現基督徒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責任感，企圖建構信仰論述且將信念轉化成具體行動，無非就是要將信仰落實在所生長的土地上，作光、作鹽，可照亮人間也可防止腐敗，可引路前行也可潔身自淨。

1987年7月，小蔣宣布解除戒嚴；1988年1月小蔣過世，李登輝接任總統；1990年初，國民黨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爭權逐漸白熱化，台灣社會瀰漫著詭譎不安的氛圍。3月，台北爆發國府遷台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學生抗爭「野百合學運」，短短六天有近六千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大學生，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促成結束「萬年國會」、「憲政改革」、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對台灣的民主政治有著相當程度的影響。5月，李登輝當選總統，提名軍事強人郝柏村由國防部長升任行政院長，郝一上任就將一些自由進步傾向的師友們都安上「環保流氓」、「文化流氓」、「社運流氓」等封號，而郝內閣就自命為「治安內閣」，專門掃蕩各類流氓（除了黑道）；整個台灣多年迸發出來的社會力，頓時便受到空前的制約與打壓，而陷入人人自危、噤若寒蟬、一片死寂的淒風苦雨之境。

同年8月，我完成城鄉所碩論，基於作為基督徒知識分子對真理的良心與良知，加上四年來透過《曠野》所累聚的「二二八」論述（當時「二二八」仍極為禁忌）及信念，再揉和在東海建築、台大城鄉的課業學習及建築師事務所的實作經驗，所轉化而出的心得與懷中藍圖，便全力投入籌辦12月8日世界人權日前夕的「二二八平安禮拜」的工作，我選擇了軟性抗衡（soft encounter）的策略，冒著被某些師友及二二八家屬誤解甚至對立的風險，也決不讓二二八家屬再度受傷甚至陷入更大人身危險的可能，而採以「為台灣求平安」、「關懷二二八•止痛療傷」等正向訴求，從宗教角度切入，療癒此一台灣史上最大的政治傷痛，並花了兩年的諸多努力而得到翁、周兩位總統牧師的信任及首肯，同意以國、台語易位（transposition）方式傳講「真平安」的福音，昭示「設身處地、感同身受」之意，並最後以「點傳燭光、走出教會門牆」的結尾，表達基督徒終將照亮黑暗的決心與行動。不意在上主奇妙引導與賜福下，竟得到朝野高層、國際媒體與全台社會的十分正視，掀起空前的二二八關懷熱潮，更為往後的「二二八平安運動」打下優質的基礎。

在那剛解嚴的時空下，雖然「二二八平安禮拜」六十位籌委們都有心幫忙，但仍相當有所顧忌與保留，以致所有場內場外、台上台下的安排及細節的策畫與執行，多半還是得我自己來，就連當晚禮拜的司會主持也不得不由我擔綱。但當看著台下上千弟兄姊妹和多位朝野來賓，特別是我當兵時的郝總司令，整晚都在我引領下，跟著「起立」、「坐下」、「開口吟唱詩歌」、「低頭閉目禱告」時，心中真是百感交集。隔天因禮拜後郝院長有與在場十多位二二八家屬逐一握手致意之舉，而造成軍中將《革命軍》、《奮鬥》等政治教材全面回收、改版重印，從此二二八家屬不再是保守集團眼中的「叛亂犯」與「匪諜」之後人。那一夜，真有「十年磨劍得一擊」的果效，值了。

苦悶得解，轉身徐心
時間是很好的療癒劑，1990年到1998年間我所推動的「二二八平安運動」，不但是台灣社會的平安運動，同步進行的也是我個人心靈多年苦悶與苦毒得以療癒與救贖、邁向平安的歷程。漸漸地，我滯留軍中、退不了伍的夜半夢魘少了，倒是隨著心血管重症傷病的加劇，換了些上氣不接下氣的追風夢境，許該是我悠然如山、徐心如林之時了。此際，我且將《曠野》改版成電子雜誌（PDF）與網誌並行、將〈雅歌〉委外發行唯保留編務，如尚有餘力，就是協助弱勢團體如〈恩友〉等事工，於願足矣。

過往《曠野》三十年間，我將之前十年的警總經驗密密封存起來絕口不提，直到最近幾年，實在憋不過去時，也只有很低調地露一點風，至今警總已撤銷二十四年，老梅也走了，應該不會再被遭警總「最嚴厲制裁」的處分，也該是可將此番遭遇公諸於眾好友之前的時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