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學上，政府組織與教會組織並不等同，他們有各自的身分和角色。雖是如此，但兩者關係絕非簡單一句政教分離就可說明，不但因為任何具體組織的關係必牽涉他們身處的文化、歷史和政治，更因為政府與教會更重要的互動關係是對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的想像。本文嘗試以香港為例，從神學探討政教關係。
從合作關係到組織配合關係
當香港仍是英國殖民地時，英國政府很自然地將其宗教（基督宗教）引入香港，並給予基督宗教方便，甚至優待。政府組織與教會組織在教育、社會福利和醫療等方面有很信任的合作關係。例如，接近六成的中小學校是由教會營辦，但經費主要來自政府。此外，香港政府排行名單是：香港總督、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布政司、少將軍階或以上的駐港三軍司令、宗教領袖（香港聖公會港澳教區主教、羅馬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財政司、律政司、立法局主席……。雖然政府與教會有很多合作關係，但政府沒有計劃將教會組織成為政府建制之一部分。因著香港主權改變（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區政府排行名單已改為：行政長官、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香港特別行政區前任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律政司司長、立法會主席與行政會議成員、其他主要官員、終審法院法官與高等法院首席法官、其他立法會議員、總領事、宗教領袖（包括六宗教代表，但聖公會大主教是獨立一席）……。雖然宗教仍保留在新政府的排名名單內，但宗教已自第五位下降至第十二位。此外，宗教不再只有聖公會和天主教，更有其他宗教代表。反諷的是，當我們以為香港特區政府將會冷待宗教時，實際卻是，它卻比殖民政府時代更積極要求宗教配合政府。
按《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以下簡稱《基本法》）附件一的文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以下簡稱特首）的產生辦法是由一個1200人組成，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選舉委員會（以下簡稱特首選委會）選出。其中宗教界佔60席。此外，《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569章）指定了6個團體分別代表6個宗教，而代表基督教的指定團體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以下簡稱協進會）。每個指定團體可提名10名人士成為負責選出特首選委會委員。在英國殖民時代，香港基督教從未以制度形式成為政府組織的一部分。面對這新形勢，香港教會如何回應？
成為教會
第一個即時問題：為何有這樣安排？這是宗教的意思還是中國政府的意思？按《基本法》，宗教被列為組成特首選委會成員，是要反映特首選委員會的廣泛代表性，並藉此建立其合法性。又為何中國政府要用這種方法建立特首選委會的代表性？因為中國政府不容許香港有民主選舉。同時，它知道「欽點」的特首不會得到香港人支持，所以，設計一種有所謂廣泛代表性的特首選委會而又受其控制是必須的。這可舒緩香港人的不滿。換句話說，特首選委會的廣泛代表性是用來掩飾中央政府對香港的操控，而這與真實代表性沒有關係。事實上，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就 2017年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方案已清楚將中央政府的動機反映出來（簡單來說，中央政府透過特首提名委員會控制提名名單）。宗教在這事上是被安排的，但其參與又強化這不公義制度。那麼，教會是否需要協助政府演這齣戲，還是更有責任揭穿廣泛代表性的謊言？這問題牽涉另外兩個課題：第一，甚麼是教會？第二，基督教倫理考慮？
教會是甚麼？教會是基督的教會，並在聖靈運行下成為教會。教會是按聖父差遣聖子和聖靈的模式被差遣到世上。那麼，教會要從三一上主在世上的歷史辨識其身分，並從歷史中體驗其角色。另一方面，教會不是上帝國，但卻見證上帝國，甚至是在地上的聖禮（sacrament），宣告上帝國的臨在，讓世界從教會的禮儀生活和踐行體驗上帝國的恩典。然而，當教會接受特首選委會的角色時，作為聖禮的教會將失去其另類政治身分。因為教會已選擇用政治身分多於神學身分認識其身分。
為要配合政府建立的政治體制，教會需要提交10位基督教名單，而在這事上，協進會將教會淪為社會組織，將基督徒淪為會員。按協進會安排，提名要求之一，「提名團體不論是堂會、基督教機構或宗派總會，需為已註冊的香港慈善團體（免稅條例88條）。」為何要用註冊的香港慈善團體來界定代表堂會、基督教機構或宗派總會？現實是堂會、基督教機構或宗派總會等無需註冊為香港慈善團體才可以成為堂會、基督教機構或宗派總會等。事實上，這安排只方便那些已註冊慈善團體的堂會、基督教機構或宗派總會，但對那些趕不上註冊和選擇不註冊的堂會、基督教機構或宗派總會就不公平。更嚴重的是，協進會對堂會、基督教機構或宗派總會的界定中竟連基督教信仰內容隻字不提。這扭曲信仰群體的本質。
至於參選人資格，協進會的界定是：「已經加入教會成為會友，其所屬教會須為已登記的香港註冊團體。」問題是：第一，是否有不願意加入教會成為會友的基督徒？第二，是否有不需要參與者加入其教會的教會？第三，是否仍有未向香港註冊團體登記的教會？更嚴重的是，協進會關心的是會員，而不是要作門徒的基督徒。
基督教倫理
尼布爾（Reinhold Niebuhr）認為因我們不是活在一個完美世界，也沒有可能令世界完美。所以，他提出基督教現實主義，重點是如何限制罪惡，避免它擴散，甚至用以惡制惡的方法也可接受。他認為我們要現實地建立上帝國的公義，但在現實下，公義不是絕對，而是兩惡擇其輕的結果。尼布爾批評理想主義，不但因為它忽略罪惡的破懷性，更因為理想容易成為罪惡的溫床。共產主義就是一例。用尼布爾的看法，教會接受特首選委會身分是兩惡擇其輕，因為教會可以做到對政府的監察。然而，基督教現實主義之所謂現實，因為它有具體計畫和評估方法來衡量它是否達成目的。但從協進會對特首選委會的做法（以抽籤方式選出10位基督教代表），我看見它的目的是：在不要破壞與政府關係的大前提下，協進會選擇配合政府建立的政治體制。有別於在中國的教會，香港教會仍有宗教自由。那麼，協進會無須如此現實配合政府，反而應與被去權的香港人站在一起，拒絕以廣泛代表性掩飾其「小圈子」本質的特首選委會。
政教關係的再思
教會對政治、經濟和法律等相關知識都不足，但這不等於教會對政治、經濟和法律等議題就沒有發言權。教會對世界的貢獻不只在於提供社會想像，它更是一個社會想像的例子。簡單來說，按泰勒（Charles Taylor）理解，社會想像是「人們對其社會生活想像，包括他們如何相處、事物如何安排、期望如何滿足，並影響這些期望更深入和規範性的象徵和理念。」教會生活就是一個社會想像的具體例子。一方面，教會的社會想像是從上帝跟以色列人關係、耶穌的踐行與上帝國，並教會歷史（傳統）而來。另一方面，教會具體地將這些象徵、故事和理念等以其禮儀生活和日常踐行表現出來。然而，教會的社會想像不只限於教會，它更是一種社會踐行，藉此向世界見證上帝國，鼓勵世界有另類的可能性。
從協進會對特首選委會的回應，我看不出它從基督教信仰而來的社會想像，也看不見它的回應為香港帶來不一樣的社會想像。相反地，它配合著中央政府的社會想像。今日教會的危機不只沒有活出它來自信仰的社會想像（成為教會），讓世界可以有所參照，更是它看世界的社會想像先於上帝國的社會想像，因為它懷疑上帝國的社會想像的可信性。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