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政府的起源是我們這個世界的核心事件，就此而言，理解極權主義，不是要寬恕什麼，而是讓我們自己與一個這些事情在其中竟然可能的世界相和解。」——（漢娜．鄂蘭，《理解與政治》文集）
2013年10月，鄂蘭傳記電影《漢娜．鄂蘭：真理無懼》在台上映，2014年3月18日爆發「太陽花學運」，同年9月份，香港發生一系列爭取真普選的公民抗命運動「雨傘革命」，不論是「太陽花學運」或是「雨傘革命」，都引述了鄂蘭言論，諷刺的是，前行政院長、鄂蘭學者江宜樺因「太陽花學運」去職時也數度引用鄂蘭，謂自己服膺鄂蘭哲學，從政是對公共事務「勇敢去行動、去付出、去開創、去延續」，一時之間，「一個鄂蘭，各自表述」。
今年（2016年）6月，紀錄片《漢娜．鄂蘭：思想的行動》上映，再度引起討論熱潮，鄂蘭的行動概念無疑是其政治理論的核心，卻也經常引起誤解，批評者多將其與海德格在極權主義中的迷誤相連結，甚至指責其為海德格學派的間諜，長期潛伏在美國，以德國虛無主義的腐蝕性破壞美國自由主義的傳統。此類極端的攻擊和質疑並不少見，海德格與納粹的糾葛、艾希曼的案牘殺人、江宜樺的學者從政、太陽花學運、雨傘革命……，哪一個是鄂蘭意義下的「行動」？在這個時代氛圍下，鄂蘭熱潮代表了甚麼樣的意義？
獨特、多元的行動需包容更多他者的觀點
紀錄片原名為Vita Activa: The Spirit of Hannah Arendt，Vita Activa 意為「行動生活」，是鄂蘭為《人的境況》（The Human Condition）德文版的命名，她在該書中致力於論述三種人類的基本活動：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Vita Aciva 可說最能展現鄂蘭思想的基調。事實上，「行動生活」這個詞最先是由那些重視「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的人所創造出來的，西方哲學傳統一直以來將行動生活隸屬於沉思生活之下，實踐接受理論的指導，哲學／真理與政治／意見之間存在著張力，鄂蘭不只一次表現出對哲學沉思的「某種懷疑」。因此，她嘗試揭示一種不同於傳統哲學的思考活動，此一思考活動雖然在孤獨中進行，卻與世界維持動態的流動關係，而非以理論理性的必然性來對世界進行規範，如此這般的思考活動可以為意志的選擇提供更多可能性，救贖意志的自我主宰性。紀錄片將Vita Activa中譯為「思想的行動」並非偶然，對鄂蘭而言，「行動」意指顯現於公共領域的言與行，是一種「意見」（doxa, opinion），但「意見」不是一般意義下的一己之見，而是透過思考—判斷的過程，站在他人的位置來思考，抽離自我判斷的侷限，以達致「擴大的心靈」（enlarged menality）。
鄂蘭借用了「擴大的心靈」此一康德哲學的概念，指出人們藉由想像力把他人可能擁有的觀點呈現給自己的心靈，透過眾多觀點的審議，形成一個內在的公共空間。在這樣一個由各種觀點構成的公共空間中，人可以選擇在不同的觀點中來往，檢視自己原來的判斷和意見，從而使自己的判斷和意見具有包容性與說服力，也就是說，使主觀的個別觀點達到相當程度的一般性。這種思考的方式不像普遍性概念統攝一切個別物、超越時空，相反地，一般概念意味著一種敞開的態度，它受限於時空，且不具有強制性。然而，如此這般的行動理論並非一蹴可幾。1950年代，鄂蘭在《人的境況》中，將行動界定為絕對的自主性、無外在目的性、新開端（initium, new beginning），標示著獨特性與多元性，卻引起不安與質疑，因為行動的創始、崇高、卓越也有可能是一場災難，為了解決此一難題，她在1970年代中期轉向了康德的反思判斷力，使其行動概念在獨特性之外，更具有包容性、敞開性，讓前期所強調的「協同行動」（act in concert）更具有說服力。換言之，在鄂蘭的行動概念背後，更重要的是思考與判斷，而判斷力則是由思考所引出；行動不是個人主義式的，而是容攝更多他人的觀點行動。對學承自德國現象學傳統的鄂蘭而言，政治領域的意見表述更要求對結論的開放，更需要一種謙卑自抑、尊重他者的德性。
思考、記憶、意義
「我真的認為艾希曼是個小丑，他不願意設想他人的處境，這就是我所謂的『平庸性』。」很多人透過艾希曼大審認識鄂蘭，也對「惡的平庸性」或是「無思之惡」概念不感到陌生，想知道甚麼是思考，然而，抱持著這樣的態度，試圖接近鄂蘭的讀者或觀眾，最終不免感到失望。鄂蘭並未明確地告訴我們思考是什麼，卻只說了思考不是什麼。對鄂蘭而言，思考其實並不玄妙，它甚至不屬於「專業思想家」（哲學家），然而，如此切近，人人皆可進行的活動一直以來卻被歸屬於少數菁英，鄂蘭認為：「我們應可要求所有人從事思考的練習，不管他是有學問或是無知，聰明或是愚蠢。」思考最明顯的特徵是撤離世界，回到內在領域，札根於記憶中，或者，我們可以說，思考本身就是記憶。在思考活動中，所經驗的一切被召喚到眼前，多元的他者向我揭示，我展開我與我自己的對話。思考是從所記憶的過去（the remembered past）獲取意義與理解，而不是客觀的真理，在豐富、多元的的意義中尋求共通性，才能在朝向未來的行動中尋求共識。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理念或理論，而是共通性，才是人共存於世的定海神針。
世界疏離與共通感的衰退
鄂蘭敏銳地意識到與20世紀逐漸蔓延的無意義相伴隨的是共通感的衰退，人們一度依賴這種能力來獲取生存於世上的方向。對鄂蘭而言，極權主義固然恐怖，但造成極權主義的原因在於世界的疏離。西方社會經過世俗化之後，信仰與超越的維度喪失，對塵世之物的興趣提高，儘管如此，那並不意味著喪失信仰將人從永恆拋回自身，相反地，歷史表明了現代人並沒有被拋回這個世界，而是被拋回自身。韋伯對資本主義的考察證明了資本主義最深刻的動機乃是對自我的憂慮和操心，亦即對世界的疏離。現代社會對經濟的關注已經主宰了政治與人的自我意識，人完全受制於生存的自然法則，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種物種，只有透過政治行動，揭示世界向我顯現的意義，終止資本主義偽自然的自然循環，才能恢復人的尊嚴和自由。如若不然，空洞化、失去方向的人會繼續在現象界尋找一個全能者來替代過去由上帝所扮演的「超越者」角色，平庸如艾希曼如是，思想界「隱藏的王」海德格亦復如是。
在紀錄片中，除了大量篇幅呈現了鄂蘭對極權主義的反思外，也不可免俗地提到了她與海德格那段短暫的師生戀，與海德格加入納粹的事件。八卦一向最為人津津樂道，鄂蘭選擇與海德格和解引發許多質疑，但這段大和解與其被視為戀人重修舊好，不如說鄂蘭個人與學術性格使然。鄂蘭並非從來不曾公開批判過海德格，1946年的〈什麼是存在哲學？〉一文便嚴厲指出，海德格的「此有」（Dasein）取代了上帝的角色，成為存有的主人，而極權主義便是對個別全能者的想像，她認為海德格的迷誤是來自於學術思想的內在缺陷。和其他海德格的優秀學生一樣，鄂蘭哲學既批判又承繼了海德格哲學，將德國現象學的領域擴展到政治的向度，這是她獨特的貢獻，卻也是成名於美國的她較少被論及的部分。
鄂蘭的言論經常被引用於各類民主運動中，但也不乏斷章取義者針對其關注傳統崩塌的面向，將其歸入傳統的保守主義者，或針對她強調新開端，便指控她是激進的革命主義者，如此複雜、多重、矛盾的鄂蘭面貌或許正如她自己所言：「根本的、顯著的矛盾，很少出現在一個二流的作家身上，而在偉大作家那裡，它們卻通向了他們思想的核心。」面對不斷加速全球化的未來，看似往前不斷「進步」的人類文明，人的境況卻愈來愈虛無化，在經歷轉型正義關鍵時刻的台灣社會，思考、記憶、意義、和解、行動等鄂蘭哲學的主題，或可為中斷清算、鬥爭等惡的因果現象，為彼此共存帶來「新生」有所啟發。
（作者為輔仁大學哲學系兼任助理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