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英政府自去年520上台執政至今已十個月，其間紛擾不斷，頗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無論勞資關係、一例一休、日本核食、同婚法案、不當黨產及年金改革等議案都一一讓台灣社會處於動盪之中。而過了年即將展開的轉型正義、司法改革、世代正義、府會改革、長照計畫及教育與毒品等重大內政課題，每一項都令人十分頭疼，真不知即將要處理這些多年陳痾的問題，小英團隊是否都已規劃妥當，且有施工藍圖及配套措施在手了？
邁向進步的阻力
「勇於承擔」固然是一個領袖最基本的特質，這一點馬英九的確是遠遠不如蔡英文的。但若是要做一個有能力解決問題的領袖，絕對不能作一個「掛著鈴鐺要捉老鼠的貓」，這樣恐怕很難捉到老鼠，不但會事倍功半，甚至會事與願違。
如今以「改革者」自居的小英政府在明處，積習甚深的「被改革者」在暗處，不管「被改革者」作聲或不作聲，要清理乾淨都不容易，更何況這些「被改革者」有很大部分尚匿身在政府體制的某些陰暗角落中，反而成為邁向進步的各樣阻力，絕對不可等閒視之。
任何改變腐朽或不義現狀的改革，都是一條要翻過暗黑山頭的坎坷路。固然行者意志要夠，腳力要足，但也要知己知彼，準備充分，不可輕敵，更不可貪功冒進。
改革者除了縮小打擊面，最上之計乃「不戰而能屈人之兵」，特別是如今小英政府當家，全國百姓皆是自己人，若是內部不同族群或階級之間發生矛盾、衝突或對立，都會為全民之長治久安埋下破口，實非智者之舉。
「 二二八平安運動」與 「反雛妓運動」
若以筆者往昔經驗，或可借鏡略參：
1.1990－1998年間，筆者曾投入「 二二八平安運動」，有別於1987年起之「二二八平反運動」。「二二八平反運動」以政治抗爭者為主體，得到的是軍警鎮暴部隊的拒馬與警棍伺候；「二二八平安運動」則以二二八受難家屬及教會領袖為主體，以「為台灣求平安」做主訴，邀引公共知識分子及中產階層加入關懷群體，而得到真相、道歉、賠償、建碑及文教等工作之順利推展。如此「平安」到手，「平反」也同步入袋；不訴求「平反」，卻達成百十倍於「平反」的收成。
2.1993－1995年間，筆者曾主導「反雛妓運動」，以「關懷不幸少女」為訴求，廣邀各界賢達簽署「反雛妓公約」，期望當時社會中販賣人口、雛妓受虐的惡質情況能獲改善；其中亦獲得時任國防部長高魁元的簽署，結果在同年，金門、馬祖等戰地的國家軍中樂園「831」竟得以撤銷；更於1993年間發起「反雛妓華西街萬人慢跑活動」，邀得當時內政部長及法務部長，帶著一萬五千民眾跑過台北人肉黑街，更成功推動「兒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條例」國內第一部雛妓防治專法，拆解人口販賣共犯結構，當時「反雛妓聯盟」連台灣北、高、省三個「旅館賓館同業公會」也參與其中，匯集黑白兩道及各界善心團體共同努力，終使雛妓問題得以根本解決。
放下對立與對抗的思維
以上兩者，皆由不具公權力的民間NGO由下而上發動，放下對立與對抗的思維模式，改採柔性的關懷訴求，激發並凝塑社會的善良力量，共創美好願景，因為處理公眾事務一定要有一信念：如果是「For the People」的好事，一定要「By the People」。
如今小英政府致力推動多項巨型改革，顯然阻力重重，若是不改執政心態，勢必功敗垂成，徒增社會對立；因為如今在野的政黨，本有「政權喪失症候群」的躁鬱現象，就算沒事也會找事來鬧；更何況種種重大改革的推動，更予其極大之刺激，致使其躁鬱症得到合理化的藉口，而豈有不藉機大鬧一場之理？如此朝野對立的狀況，更有讓原本已虎視眈眈的對岸有可趁之機的空間。
如能將所有改革行動轉以溫柔的心，改採柔性處理（soft approach），將所有原要改革的政策，轉化合成「台灣願景工程」，解除原有可能「被改革者」的對抗，反邀之為共同「為後代子孫共創平安、可永續發展的願景」之貢獻者，則全民幸甚。
創意、柔性的台灣願景工程
小英政府目前以最大包容的作法，希望能「建立共識」，然而「擴大參與」或「民眾參與」固然是好，但若沒先建構共同關注未來願景的上位前提，這些「座談會」或「公聽會」，每每成為菜市場、搶麥克風、比大聲、甚至打架鬧事的場合，徒增執行人員的挫折及喪失社會耐心的機會。必須先有一組有契合心志的人，「匠心獨運」地設計出一套套（Plan B、C、D）周全的方案，再來擴大參與、集思廣益不遲。
所有的改革要能成功必須要有創意，不能墨守成規（最好是不說「改革」，卻能直達「改革」的目標），要能吸引人們的新關注，要能讓人忘掉私己的既得利益。更要能創造新資源、新利益，然後在所新創造的資源與利益上進行重分配與共享。人們在保有原有利益的把握，又期待有份於新利益分配的情況下，往往才會放棄阻擋與對抗。
在平安、永續、創意、新利益的前提下，以沒有敵人的慈悲心，所進行的柔性願景工程，應是人人歡迎、萬眾期待的美好過程，並可結出美好的果實。
願天佑台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