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香港主權移交廿年（1997-2017）以來，人口由六百多萬增長至七百二十多萬，有20%增長。香港堂會數目也由1,056間（1994年香港教會普查數據）升至1,287間（2014年香港教會普查數據），也有近22%增長。會眾人數升幅更為可觀，由1994年聚會的199,056人提升至2014年的310,187人，增長率達55.8%。居港會友人數由257,100人，升至327,112人，也有27.2% 升幅。
倘若從堂會數目、信徒人口、財務實力、人力資源等，香港堂會盛勢可見於2009年，整體教會無論於佈道、培育、差傳與社關等，皆有不錯表現，較主權移交前優勝。
然而隨著香港社會急劇轉變，大陸政權於不同領域的干預與滲透；大多教會領袖或怯於形勢，或基於神學立場，為求安全，大多是明哲保身，只重內部發展，不問世事。
曾有的見證
香港教會的社會見證，得著社會的普遍認同，反映於2003年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及「非典疫症」（SARS）；另外則為2002年成立的「教會關注失業行動」（2008年改名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當社會面對突發疫潮與經濟不景氣，教會能適切地救急扶危，提供物質與心靈的支援，這是教會的強項，也是大多堂會不分神學立場，樂於參與的。
2003年香港特區政府提出基本法23條立法，引發社會與教會極大迴響。當時，15個香港基督徒團體合辦了「國家安全與人權自由──基督徒對《基本法》第廿三條立法的回應」研討會（2002年11月23日），講員有陳日君、葉劉淑儀與筆者等，中華基督教會深愛堂擠滿了教牧、信徒與傳媒記者，有關報導及其後七一遊行，不少教牧與基督徒的參與，反映了基督徒與社會群眾的共同見證。
偏愛性倫理
2005年「性傾向歧視」立法衝擊香港教會，引發連番爭論。於是，「性倫理」逐漸成為不少教會關注的社會（政治）議題，特別是三個宗派（浸信會、宣道會與播道會）。香港教會普查數據反映，同性戀課題由1999年5.2%（1994年沒有相關提問與數據），急促上升至2014年的64%，成為教會關注的社會課題首位。教會領袖自有信仰原則反對同性婚姻與相關課題，但把「性倫理」定位為道德與非政治性，其他課題如地產霸權、國民教育、電視發牌風波、全民退休保障……等為政治事件，而非涉及道德性，這些雙重標準的論述自然難以服眾 ！
當不少教會領袖把話語權只限於「性倫理」，對其他涉及民生課題，如貧富的嚴重差距坐視不理，把公義、人權、自由看為不關教會事，教會自然於公民社會裡失掉位置，影響力不斷萎縮。坊間輿論，更因著所謂高官富豪宣稱為基督徒，認為教會靠近權貴，不講公義，遠離普羅大眾。
文化缺席了
任志強於〈卅年回望身後事 ：今日教會群體所虧欠蘇恩佩前輩的〉論述教會生態：「這幾十年來，香港本地和普世華人教會的主流，不是沒有談文化，卻是口是心非（paying lip service without engaging），關心的是聚會人數、奉獻數目、擴堂；基督教傳播機構也玩同樣的遊戲，不斷強化堂會的『跑數』、『擴張』心態。文化在教會裡沒有市場，便是不會有教會支持，不能令人包場和緊急奉獻的，不碰也罷。」
教會對文化使命的嚴重忽視，更不在意社交媒體（新媒體） 帶來教會輿論生態的變化。某些堂會與機構向外的籌款活動尚未舉行，已引發激烈的討論，於是有些要更改內容，有些則於責怪下完成。當教會領袖不屑網絡言論，也不參與討論，言論自然由其他KOL（Key Opinion Leader，指關鍵意見領袖）取代，於是建制教會領袖逐漸失掉發言權。
堂會重消費
主權移交以後，不少堂會失掉了身分，弄錯了位置，鄧紹光稱之為「教會失序」。2000年3月，美國馬鞍峰教會華理克 （Rick Warren）首度來港主領「建立目標導向的教會」研討會，引發不少堂會追趕學效。「目標導向教會」有其可取之處，然而教牧若不能辨識本身堂會文化與核心價值，強把流行的成功模式移植，往往帶來內部人事衝突，結果是失敗佔多。
近數年，部分教會領袖再度善忘，又一窩蜂追逐「銳意門訓」（源自新加坡聖約播道會的曾金發牧師Edmund Chan）。這些領袖忘了曾牧師由堂會掙扎求存的17位會眾開始，忠心會眾經曾牧師悉心培育成為「某確類」（a certain kind），大多香港牧者面對的是為數不少的「各自類」（a different kind），由「各自類」一統為「某確類」，當中必經歷大小衝突。藥石亂投是教會領袖很想於短時間內，可解決堂會呈現的長期不健康問題。
宗教消費主義肯定是教會的主流論述。成功的堂會務求會眾至上，不斷推出更方便、更優質的服務。堂會因場地所限而多堂崇拜是無可厚非，1999年非主日的周間崇拜（指周一至六） 有127次，至2014年有628次，佔整體崇拜的17%（14年整體崇拜為3,680次），周六崇拜人次也有33,587人。
過往有牧者堅持崇拜務要主日，周六崇拜是屬於復臨安息日會，現今這些言論消失了。巨型堂會成為不少宗教消費者的「購物中心」，內裡提供林林總總、應有盡有、老小咸宜的宗教服務。對部分厭倦事工、或身心俱疲的信徒，這些堂會的優勢保障個人「隱姓埋名」，在聚會人潮中毋須與其他信徒應酬來往，甚至毋須與教牧寒暄問候，大可獨來獨往，信仰極其個人私有化。
個人的反思
我錯了！我得承認對主權移交那種天真浪漫的「民主回歸」想法，經歷這廿年來大陸政權肆意釋法、詮釋又詮釋、不同領域的干預、操控所有政治選舉的選票意向等，我確實對「一國兩制」失掉了信心，所謂「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只是空談！
現時，差不多所有香港主流媒體都自我審查與噤聲，港人只能接收不全面與不客觀的新聞資訊。港人引以為傲的「言論自由」，可以消失得很快；不久前「銅鑼灣書店事件」，提醒港人隨時可被失蹤。
香港特區政府要整頓大專教育，如陳文敏不獲香港大學任命為副校長、有政治傾向的教授不獲續約；現今幼稚園學生要強行愛國教育了。整個教育界預見要面對連串來自上面的行政干預，要施行洗腦式國民教育。
逃往美國的郭文貴披露所謂內幕消息，孰真孰假，難以判斷；肯定是大陸政權有組織長期地於不同界別威逼利誘，進行滲透與分化，香港教會也不例外。有些「居心叵測」人士會「作賊喊捉賊」，一面高舉「政教分離」，另一面則無原則、無底線地向政權「投誠」。有些教會領袖大義凜然否定雨傘運動與佔中論述，但對於大陸政權無理拆十字架與教堂卻鴉雀無聲。
筆者理解教會領袖理當以本身教會事務為重，然而當港人失掉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集會自由等，理所當然的「宗教自由」還餘下多少 ? 香港新任特首林鄭月娥曾倡議成立「宗教事務小組」，後因有強烈反對意見，才宣布回收有關建議。
結語
筆者對香港的前景是悲觀多於樂觀，大陸政權一再言而無信，甚至有官員否定「中英聯合聲明」。政治霧霾繼續籠罩香港教會，部分港人（包括教會領袖）選擇裝睡，而清醒的感到痛苦與無奈。我們只能求主賜下智慧與勇氣，引導香港教會於逆境中持守真理，斥破一切謊言，見證上主的公義與慈愛！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牧師）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