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由真人實事所改編的電影《教會》（The Mission）中，講述一群南美洲原住民和耶穌會神父，在受到軍事強權的壓迫下，最後有兩種抉擇：1.高舉十字架殉道；2.拿起槍桿對抗。這是一部十分衝擊人心的片子，讓我不斷思考：難道只有這兩種選擇嗎？犧牲是必要的嗎？衝突是不可避免的嗎？記得1990年12月8日，在「二二八平安禮拜」上，第一位以二二八家屬身分公開講話的張玉蟬女士，便勇敢地表達出「這樣的慘事，已經發生在我們這一代和上一代，千萬不要再發生在我們的下一代」的心願。
其實，除了委屈妥協或勇武對抗外，耶穌還教我們「幫助罪人走義路」（help the sinner on the righteous way）的第三條路；這並不是一條容易的路，卻是一條極有價值的路。
「二二八平安禮拜」自始走的是「止痛療傷，為台灣求平安」、「化苦難為祝福」的關懷基調，是在從容就義與舉槍對抗之外的第三條路線——「新和平主義」，也就是效法耶穌「幫助罪人走義路」的路線，其中這個「罪人」，包括個人、社會，甚至政府及體制結構，最終目的就是「讓上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和平」與「平安」在英文都是peace，不過基督教的「平安」，來自希臘文的Shalom（有譯為「下姆樂」，是問候語，也是祝福語）。耶穌在八福中曾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兒子」（馬太5章9節）。
自1990年「二二八平安禮拜」以來，歷1992年「反雛妓運動」、1994年東區「頂好計劃」，直至2016年「反貧窮運動」的「帝寶愛筵」，都是希望能夠引導對方走上上主所喜悅的路。首先，必須有足夠的社會分析力診斷出課題病因；再來，就是用創造性的思維開出處方，對症下藥。
在1990-1998年的「二二八平安運動」中，我們不只關心70年前的一段慘事，更關心後代子孫的長遠平安，所有的努力，在在為了協助所有台灣住民翻過社會與歷史的暗黑山頭，好讓70年前發生的慘事不再發生。我們自始至終緊緊抓住「主體性」、「主動性」、「主場性」、「主導性」及「主從性」等五項民主與尊嚴之元素：
1.主體性：一開始，「二二八平安運動」的主體便是二二八受難家屬與關懷者，無論「二二八平安禮拜」、或由〈二二八家屬團契〉轉化而成的〈二二八關懷聯合會〉，以及所舉辦的每一項活動，或推動的工作，都是以二二八受難家屬與關懷者為主體，無一例外。
2.主動性：一開始，「二二八平安運動」自「二二八平安禮拜」起，便主動出招設宴，不卑不亢、不屈不撓地邀對方入局；而非等待時日來應景，或期盼對方的善意，避免落於「後手」，以致徒呼負負。
3.主場性：一開始，「二二八平安運動」便另闢戰場，另訂遊戲規則，不但1990年「二二八平安禮拜」不在話下，1992年假國家音樂廳舉辦的「二二八紀念音樂會」，在現場七百國安的嚴密監控下，邀請作曲家蕭泰然突破黑名單返台，到現場與李總統及四百位二二八家屬，一起聆聽他的作品演出，也邀李登輝在音樂會上當場以總統身分為二二八事件道歉，自此展開賠償、立碑、立館等一連串扭轉形勢的行動，在在充分運用主場優勢（home advantage）。
4.主導性：一開始，「二二八平安運動」便避開政治抗爭的場域與訴求，採取宗教與文化的柔性抗衡（soft encounter），不對抗也不迴避，既邊緣又核心的作法，從佈局到結尾，一步步引導對方步入上主所定意的路上。
5.主從性：一開始，「二二八平安運動」便未曾示威、遊行過。在民主時代，人民是頭家，執政者是公僕（即便是總統，也是有任期的契約工），若是頭家對受雇者有意見，可以教他、訓他甚至解聘他，何須跑去公僕門外，或絕食或抗議，那未免太斯文掃地，有失頭家之格。
「二二八平安運動」扣緊這五項元素，不僅保住了民主頭家的位份，也保住了台灣人民的尊嚴，更在沒有犧牲及衝突的情況下，為整個社會及下一代拓出一片多贏共榮的新局，也達成那些暗夜飲泣者的心願。
除了台灣的「二二八」，北京的「六四事件」與香港的「雨傘運動」也令人無法把頭撇過去，〈雅歌〉曾出版《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一書，我也曾發想「關懷天安門母親」運動，甚至動腦研擬讓中國領導人去探望天安門母親代表丁子寧老師，或邀中港台教會領袖共同為中國求平安，籌辦「六四平安禮拜」（連北京「南堂」都場勘過了）。
如今許多港台師友痛恨中共，甚至不願花功夫在與對岸有關的事務上。然而，強勢的中國並不是弱小的台灣可以遮眼不視的，如果妥協不願又對抗不能，或許「平安運動」式的「新和平主義」有值得進一步研討之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