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9大剛結束，而習近平三個多小時的講話，奠下未來五年的中國軍政大計，其中對台政策在統戰前提下，軟硬兼施，有威嚇，有讓利，這是所有台灣住民及執政當局必須嚴陣以待的。
9月中，台灣新任行政院長賴清德公開說「他是主張台灣獨立的政治工作者」，這句話似乎踩到中共的紅線，但主張台灣獨立的確是台灣許多人的理想，也是事實，正如主張中國統一是台灣另外一些人的想法，同樣應該受到民主社會的尊重。
「中國」及「中華民國」這兩個用詞，在現在台灣的社交言談中是越來越敏感了，從歷史的演變來看，因為許多歷史檔案的一一面世（如蔣中正日記），讓很多人了解到關鍵的1945年至1950年間的國際政治變化，在南京先已下野的蔣總統，居然可以幾年後到台灣「復行視事」，而已向「中華人民共和國」投降的「中華民國」李宗仁總統，其領導下的「中華民國」居然可以隔海復活，還被國際承認，直到1971年才被逐出聯合國。
遠在四十年前的1977年，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有感中台美斷交後的台灣前途岌岌可危而發表「人權宣言」，提出「新而獨立的國家」之政治主張，然而，何謂「新而獨立的國家」，四十年來並未進一步定義清楚，2000年時陳水扁就任演說的「四不一沒有」是嗎？2016年時蔡英文就任演說的「維持現況」是嗎？2017年賴清德就任行政院長時說「台灣是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她的名字叫中華民國」是嗎？
在人權宣言隔年的1978年，海外有黃彰輝、黃武東、林宗義、宋泉盛四人發起「台灣人自決運動」。在我師事林宗義的十年間（1991∼2000），他幾次和我說自決結果有三：1.統一、2.獨立、3.維持現況，其中獨立的機會不小，但自決是普世價值，只有在自決的基礎上，才可能得到國際承認，若無自決在先，獨立在後的話，就很難得到國際承認，也難以抵擋中共的兵鋒相向。
林宗義博士也幾次以身教我要「作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其中由他所號召、李登輝總統所承諾的「二二八賠償條例」，在1995年藍大於綠的立法院表決時，連鄭南榕遺孀葉菊蘭立委，都不得不接受將「賠償」二字換成「補償」二字，當時葉委員向林博士說如果堅持「賠償」二字，那整個條例恐怕都過不了，林博士最後同意接受了「補償」二字，其中的差別是「賠償」意味著有法律責任，而「補償」沒有（後來在2007年陳水扁執政時，才將「補償」改為「賠償」，其中實質差別有限，而象徵意義卻有著天淵之別）。
許多事，陳義過高，空有理想，恐怕不是「理想」，只是「空想」而已。曾有一次，長老教會總幹事羅牧師指著《曠野》雜誌上登載的發行日期「民國○○年」對我說，為什麼要寫「民國」，我說：這是出版法規定的，不能不寫，不然該怎麼寫？羅牧師說：「當然是寫『台灣共和國』囉！」，我順口請教道：「那要寫台灣共和國幾年呢？」這下子，羅牧師講不出來了，這已是二十多年前的往事。
聽說2003年羅牧師自教會退休後，去推動「台灣加入聯合國」事務，至今十多年了，還是每年從台灣帶著宣達團，到紐約聯合國大廈二三個街廓外唱曲〈望春風〉，不知這樣的羅牧師算是「理想家」，還是「空想家」呢？
再有一例，「二二八紀念碑」於1995年2月完工（也就是李登輝總統發表二二八道歉演說的場景），當時「二二八紀念碑」是行政院委交「公共工程委員會」籌建，也由於當時「公共工程委員會」執行秘書陳豫堅持只被授權籌建紀念碑，碑文不干他的事，所以1995年二二八紀念碑完工典禮時，仍處於「有碑無文」的狀態，直到那年年底，「二二八紀念基金會」成立，才接手處理碑文事宜，而我身為「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創會董事，又略通文墨，也被推薦加入「二二八碑文小組」，與賴澤涵、張忠棟等歷史學者，一起開了三十次小組會議，才敲定不到六百字的碑文。
在起動碑文工作之前，我口袋裡已有兩份關心二二八歷史的學者提供的底稿，由於我的加入意味著林宗義博士的力挺（他推薦我加入），也象徵著林博士背後十萬名家屬的意向。整個碑文撰擬過程算是相當謹慎，因為這等於是執政當局所遞出的第一份正式聲明；但也超乎先前意料的順利，碑文小組其他委員都相當尊重我的意見，基本上二二八事件所有時空前後，及主要責任者自蔣中正以降都沒有漏掉，連最初提供文稿者如陳芳明教授等人，都表示所獲成果遠超預期。
然而，待1997年碑文完成製版鑲上石碑的當天下午，即被一群特定意識形態者加以破壞，他們卻又沒提不出任何的碑文版本，似乎是為破壞而破壞，不知其「理想」何在？是對碑文有意見嗎？難道繼續保持「有碑無文」的狀態，會對台灣社會比較好嗎？後來，基金會人員依原樣碑文再次製版鑲上，也就沒再聽說有意見或被破壞的情事了。
由於個人長期受建築教育及專業訓練影響，造成我思維上都會自行要求，凡事必須先胸有成竹，絕不能做出「開工破土」卻無法「完工上樑」，反倒徒留「爛尾樓」之類惹人訕笑的水泥垃圾，從事建築工作如此，連建築之外的社會工程或文字工作亦準此法。
有道是「心正不怕影子斜」，耶穌基督可是個不畏譏纔、獨排眾議的主，作基督徒也不必過於在乎外場者的一時觀感或所謂「民調」，即可免落入「父子騎驢」的窘境。要想作個務實的理想主義者，既要「有理想」，又要「務實」，缺一不可。沒把握做到的事絕不當高調出言，切不可流於作個輕諾寡信之徒。
上蒼弄人，許多國家今昔兩別，昔日高唱理想主義的「抗爭者」，後來成了必須務實施政的「掌權者」；昔日以為民請命起家的「解放者」，後來成了基層勞工的冷血「打壓者」與無視「低端人口」存活的「高端集團」；然而，有機會執政並不等於有能力執政，新舊執政當局相互對照，竟然區別難見，活脫是個悲慘世界。惜哉，痛哉，那底層人民卑微的期待又將置之於何處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