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乃寬這樣知名的金融專家，他的著作怎麼會找我寫序呢？我想這是讀者很容易在心頭泛起的疑問。其實答案很簡單，就是乃寬並不只是一位金融專家，也是一位音樂家，更是一個富有人文情懷的人。我經常說人活在世上有兩重身分，其一是根本、恆常的「人」的身分，其二才是隨緣、暫時扮演的角色身分。但世人常常本末顛倒，誤把角色扮演的身分當作本尊了！遂忘記自己原來是人。乃寬當然不是這樣，他即使在以金融專家的身分發言的時候，人味依然很透，就更不用說他在專業位置上退休之後，更純粹是一個深情的人了（古人因此稱退休為「返我初服」）！
我和乃寬的結緣，應該也就是基於這一點罷！原來我是乃寬五十年前在建中唸高一時的國文老師。雖然只教了他們班半年，卻靈犀一點，頗有感應。下學期雖然沒再教了，我仍在建中對面植物園內的教育廣播電台播講高中國文，每星期錄音一次。乃寬和他班上的易富國、程天縱、李逸彬就常趁我錄音結束他們也放學的機會，結伴到植物園荷花池畔石板凳上與我一敘。也許，乃寬人文情懷的自然漾生，與這荷花池畔的情境也不無關連罷！總之，我和乃寬的五十年情誼就是這樣形成的。
乃寬人文情懷的具體表現，僅就他這本著作而言，就是他即使在談很專業的金融、經濟的時候，都有更高的觀點、更寬的視野，以透露出他的洞見與遠見，例如他精確點出全球化與經濟殖民的道德瑕疵、批判美式生活的不公不義（新型奴隸制）、憂慮經濟發展造成的地球耗損而呼籲回歸環保、文化與正義，但同時也看到共享經濟的合理遠景、破壞性創新的事實必要、藉重新正視生命價值以遏止金錢遊戲的投機風潮等等。讓我在讀他的書時津津有味，不但獲益良多，時有啟發，也在某些觀點上深有共鳴。
其實作為人文學者，我對時代潮流、現代人的處境也是關懷與思考都甚深的，在1997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我就讀了索羅斯的《全球資本主義危機》一書，2008開始由美國二級房貸、歐洲主權債信引發的金融風暴，也促使我頗進修了一些相關知識，甚至還曾以「從人文觀點看金融風暴」為題作過幾次演講，指出人類社會本當以人生為核心以尋求精神價值上的自我實現，經濟則是在人生外圍以解決人的生存需要來支持人可以進一步去過人的精神生活，金融則是處在經濟的外圍去支持經濟活動能更順利進行，也間接促進人的自我實現。但在資本主義體制下卻本末顛倒了，金融反成為社會的價值中心（於是超級銀行出現，最聰明的人集中在華爾街），主導了經濟，人生則反處在最外圍，徒然成為經濟活動的奴隸。結果是金融拖垮了經濟，經濟壓垮了人生。所以人當然應該有根本的覺醒，重新找回人生的核心地位才是。而我的這些思考在乃寬的書中都可以得到許多印證。
於是我們可以為「人文觀點」也為我和乃寬的共同點找到一些有趣的說法：原來人文觀點就是非專業觀點，就是超專業觀點，就是既超越專業又內在於專業的整體性觀點。這觀點必出入於兩端之間，構成即專業即非專業的辯證思維。這表現在言說方式上，就是特愛使用「在…與…之間」這一類語型。例如乃寬這本書取名為《精準與放任之間》，這正是書中一篇談音樂演奏的文質問題的短文題目（理想的演奏當然是不偏文也不偏質的文質彬彬）。乃寬以小喻大，實指專業（文）與人文（質）應該相即並存，亦即我前文所提的人的兩重身分（人與角色）也應相即並存。這正是人文精神最扼要的表述。
於是很有趣的是：我出版的四十本書中，以這語型命名的書正是最佔多數，例如《情與理之間》、《在說與不說之間》、《提起與放下》、《充實與虛靈》《人間世與理想國》、《良心教與人文教》等等。這不正表示乃寬和我的靈犀一點，內在相通嗎？然則乃寬找我寫序，也就似乎理所當然了！而我藉此機緣為本書進一解，也希望能對本書的讀者提供一點點了解乃寬其人其書的可能幫助。
（作者為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曾任中央大學中文系主任，現任淡江中文系榮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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