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父親節與母親節這類全家和樂的日子，格外讓我思想起許多二二八受難的家庭，特別是一些長年在離亂中掙扎成長的長輩與其子女。
1990年12月8日「二二八平安禮拜」那晚，第一位勇敢現身的二二八母親——張玉蟬女士上台作見證，由其遺腹子張至滿教授（前教育部體育司司長）開車送至台北懷恩堂，張教授是位很低調的人，事前完全不知他母親即將以二二八受難家屬代表的身分，在朝野高層面前，上台為所有二二八受難家屬吐露心聲，直到看見他母親的身影上了電視，上了報紙，還一直說「要小心，再小心！」
張玉蟬女士是花蓮張七郎醫師的童養媳，張七郎是花蓮名醫也是創辦鳳林中學的校長，將其三個兒子宗仁、依仁及果仁都培養成醫生，也讓玉蟬讀到花蓮女高，18歲婚配給三子果仁，就在玉蟬婚後半年的1947年4月5日破曉時分，玉蟬女士跟著她的婆婆詹金枝長老與大嫂葉蘊玉老師，用牛車將七郎先生及宗仁、果仁的遺體運至山溪邊洗滌，三個女人忙著各洗各人丈夫的屍身，誰也幫不了誰的忙（也沒有別人敢來幫忙）。然後，父子三人相互作伴一起葬在鳳林自家屋後的山坡上，從此張家人低調存活，直到43年後玉蟬女士才公開出面一訴苦情。我一直記得她上台見證的唯一願望是「這款慘事不要再發生在後代子孫身上了」，這也是我推動「二二八平安運動」十年過程中一直銘記在心的一句話。
有一位倖免於難的二二八父親，他是嘉義名醫王甘棠，原是當局嘉義名單中的第一人，趁混亂中溜下軍用卡車，潛逃出境，等到二二八事件平靜後經過一段日子，再因一些有力人士的斡旋、擔保及當局的默許，竟得以返鄉。可是這時的王醫師已是另外一個人，天天喝酒，每晚泡在電影院到深夜，他昔日的詩文好友都在二二八事件中失去性命，而他的獨活卻讓他生活在極端的自尊與痛苦的屈辱感之中（見王逸石，《平安•二二八》，p.174-180，雅歌出版社，2017）。
像王醫師這樣的人，我見過不少，每次在二二八紀念禮拜等相關場合，都會看到一些白髮蒼蒼的金齡長者，神情或哀傷或木然，卻都涕淚盈眶，拭眼不斷，好像在遙念故人，又都低調不語，這種屈辱、這種傷痛實在難以名之。
1991年3月我為了協助《中時晚報》記者採訪家屬，自台北趨車到嘉義探望陳澄波先生的妻子陳張捷女士及其長子陳重光老師。年邁的張捷女士一直很小心地守護著陳澄波先生的大小畫作，多年來也一直像母雞護衛小雞般，很小心地守護著全家大小，臨走時她還再三叮嚀我們：「要小心，外面壞人很多。」
次月，我同翁修恭牧師在花蓮辦「二二八清明禮拜」，順道探訪張宗仁醫師的遺孀葉蘊玉老師，葉老師是鳳林國小音樂老師退休，誨人不倦，桃李滿天下，當然不是一個不懂如何出場及退場的人。然而待我們進入客廳，她捧茶出來接待，我們一說明前來關懷之意，葉老師立即避退內室，不久就聽到屋內傳來飲泣之聲；過了一陣子，葉老師再出來，翁牧師剛要開口，葉老師又避回內室，連善於勸慰的翁牧師也只好放棄而告退了，我們的關心顯然打翻了葉老師沉埋近半世紀的悲痛，真是罪過了。
1992年3月11日，二二八受難者李瑞漢律師之女李月美女士邀我到她母親李邱己妹女士家吃魷魚粥，那是44年來每逢此日，全家必吃的食物，因為這碗「魷魚粥」是李律師吃了一半未吃完，即被憲兵帶上吉普車（從此一去未返）離家時，說好要回來再吃的食物。李家人每年此時都相聚一起吃魷魚粥，為的是紀念李律師，而我是44年來第一個和他們一起吃魷魚粥的「外人」，那頓飯全部食物就是一鍋「魷魚粥」，無他。當我吃完一碗時，李月美女士就關心問我：「好不好吃？夠不夠？要不要再來一碗？」李阿姨，我是該說「好吃」，還是「不好吃」？「夠」，還是「不夠」？
那幾年，我所探訪過的二二八家屬，不下百位，全台北中南東都有，甚至在1991年5月曾因辦「關懷二二八受苦的母親們」全台四場巡迴音樂會之一的台南場時，借宿過〈長榮女中〉校牧葉餘香家，葉牧師是二二八時屏東縣議長葉秋木之遺腹女，所以被取名「餘香」。她說此生最大願望不是賠償或真相，而是有個人可以讓她叫「爸爸」，因為她生來沒有機會叫人「爸爸」。我借宿當時，葉牧師的母親也在，人稱「牧師嬤」（意即牧師的媽媽）。
1991年8月〈二二八關懷聯合會〉成立，林宗義博士被選為理事長，我被任命為執行長，同時我邀〈兒童日報〉在濟南長老教會共同舉辦「父親的畫像」兒童繪畫比賽，為的是告訴孩子們要珍惜「有父親可以畫」的機會，也要台灣社會同理我們身邊有上萬人近半世紀「沒有父親可以叫」的心情。
願天下子女多多珍惜與父母相處的時日，願大家父親節快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