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有個「札幌農校」(Sapporo Agricultural College)的畢業生，縱橫走遍台灣各地，調查島嶼可耕地的面積，分類土壤。
1912年，他提出台灣第一份「台灣土壤調查圖」(比例四十萬分之一)。
提出台灣可耕地面積為913,793公頃，其中32萬公頃為「鹽分地」，在西部沿海地區的貧瘠地。他建議幫助那裡的居民，進行排水，降低地下水位，與用淡水來淋洗。這建議促使1920年八田與一(1886-1942)建造烏山頭水庫。水庫功能之一，在用淋洗改良鹽分地。後來，台灣鹽分地少於6萬公頃。
這位功在臺灣的人，就是臺灣大學農業化學系的講座教授——澀谷紀三郎 (Kisaburo Shibuya)
日治時期，三種日本人前來台灣，第一種是為了搶奪資源，日本「南進政策」的支持者。第二種用移民身分，獲得更好工作與生活的機會。第三種是為幫助台灣，願意埋骨異鄉的人。
澀谷紀三郎在1908年自大學畢業，隔年前來台灣，他寫道：「我期待以北海道大學所學的知識與技術，提升台灣百姓生活的水準，幫助台灣產業、社會與民間文化。雖然我這種想法，與殖民政治的目的悖離。」
改良紅壤與鹽分地
當時很多北海道的學生，前來台灣。北海道在日本是境內殖民地，台灣是境外殖民地。殖民地的心懷，使北海道的學生對台灣的遭遇有更多的認同。他首先擔任「台灣總督府拓殖局」的技術人員，調查台灣土壤。他提出：「提升台灣的生產力，必須改良土壤，改善耕作與改革農具。」。
1914年，他提出，「台灣的紅壤，約佔耕地面積265,000公頃，可用石灰改良，種植甘蔗。」他又寫道：「台灣的先民讓水流過紅壤，淨化飲水。他們經常排水到紅壤表土，用流經土層的滲出水作為飲用。這是紅壤中黏粒過濾水中細菌，而台灣紅壤的底部，多為石礫，的確是良好的滲水層。」
他又提出鹽分地改良的重要，寫道：「台灣作物生產的限制，在淺層地下水位接近地表。地下水毛細作用，容易上升至地面，鹽漬留在地表，逐漸形成鹽分地。改善台灣農業的第一步，必須用排水溝降低淺層地下水。同時採深層耕作的方法，將土裡的硬盤破碎，才能讓雨水發揮洗鹽地果效。如果沒有用排水與深耕，不能解決鹽分地問題。台灣生產力的維持，必需要排水或調控淺層地下水。」這是台灣農業的重大決策，建造排水系統。
最博學的教授
1915年，他提出：「台灣的土壤化育，比較缺乏氧與磷，要推廣綠肥栽種，增加氮肥。或自海外小島，如台東外海棉花嶼，取鳥糞來作磷肥。」1918年，他調查彰化、雲林的濁水溪沖擊扇，他寫道：「濁水溪附近的土壤，是台灣最肥沃的地區。但是濁水溪的沖積土為黏板岩，多砂質壤土，土壤微鹼含鈣多若種綠肥，將成產量最高的地方……但是該區域海風較大，砂土易揚，要以灌溉經常保持土壤潮濕，來防風蝕與飛砂。」這對雲林、彰化農地的地利維護，是非常重要的建議，總督府也照他建議而行。
1920年，他轉任「中央研究所」，擔任農業部長。1928年台北帝國大學成立，分為文政學部與理農學部，他擔任「農業化學第一講座」，開啟農業化學系。他是學校初創時期，最高決議評議會七委員之一。他熟悉各處的土壤、植物與氣候，被稱為「台灣最博學多聞的老師」。
台灣是天惠之地
他擔任教職期間，持續研究台灣土壤微量營養分的需求，水稻的需肥量，陸稻的石灰改良，與濱海地區的土壤改良。他寫道：「土壤改良必須徹底，才見成效。」他持續推動排水工程，並以排出土壤水分的溶解性鹽類，作為改善成效的檢定。
1935年，他發起「台灣技術學會」，促進不同技術相互的溝通與協助，作為成果的分享、人才的培育、問題的解決。1938年，他擔任會長，副會長是八田與一。一個從土壤，另一個從水利，共同改善台灣的農地。
他也推動將人畜糞尿轉換成氮肥，施用在田間的技術。1943年，他擔任土壤肥料學的授課老師，是台灣土壤肥料的先驅，土地改良的功勞者。
他一生最美好的時光，為台灣的土壤效力。他寫道：「台灣的氣候溫暖，日光充足，降雨量足，土壤肥沃，適合耕作的面積多，又有季節風等美好的因子。台灣的農業本該富足，是上天給的恩典。」。
我的碩士論文指導教授徐玉標教授，是台灣光復初期來台灣大學農業化學系就讀的學生，後來執行新竹沿海與台南學甲地區鹽分地的改良。他告訴我許多台灣土地改良的典故，大都與澀谷紀三郎有關。
徐玉標老師退休後，我接續任務。我的所學與澀谷紀三郎有關，我的所做與他類似，他說：「台灣是天惠之地」，我贊同。我的成就，沒有他大，我常被政府公務人員打壓，我對台灣的貢獻，遠不如他。
我寫此文，讓眾人認識他。台灣是天惠之地，這島嶼土壤與環境，要珍惜。
（作者為台灣大學生物環境系統工程學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