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基督徒的行動與信念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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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曠野234期】2019年6月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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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年出刊
本期目錄:

神聖的不安──「二二八平安運動」的深層動力

良心與宗教信仰

七宗罪之二:忿怒

返璞歸真的神學家:托馬斯.奧登(下)

打開天窗

 


號角
神聖的不安──「二二八平安運動」的深層動力

陳慈美

耶穌走遍各城各鄉──祂看見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馬太福音九章35-36節)

早年對二二八的印象

和大部分台灣人一樣,從小家中長輩都不談政治,只有在一些特殊場合,才偶爾提到他們經歷過的往事。其中與二二八有關的兩件事,分別是由叔叔和媽媽講出。

二二八事件在叔叔就讀淡江中學時發生。有一天,和同學一起去理髮店剪頭髮,聽到外面吵雜的聲音,他的同學好奇跑出去看,就被掃射中彈,當場斃命,嚇得他一直不敢回家。因此,唸完大學外文系工作一段時間後,他就迫不急待的出國,並且協助他幾個妹妹(我的姑姑們)的家庭,先後移民美加。他也期待,我們這些晚輩在唸完大學之後,都要移民到自由的國家。

媽媽是金山人,從小聰明乖巧又勤快,在學校成績非常好,是外公最疼愛的孩子。二二八事件發生那年,她以優異的成績考進女師專就讀,因此學會講一點國語。有一天從台北回金山,在街上看到外公被一個軍人用槍壓在地上毒打,十六歲的她非常勇敢的衝上去制止,跟那個軍人說:「你不可以打他,他是我爸爸。」由於她講國語,那個軍人就放掉外公。

我們家並不是受難的家庭,但這些鮮活的恐怖畫面,讓我們完全了解那是個多麼可怕一段時期。

初期參與者

在海瑩、南洲的邀請下,1989 年春末我開始參加「曠野社」每個月的聚會,拓展我信仰反省的視野,也因而接觸到許多在不同領域耕耘的前輩。自然而然的,我也有分於1990年「二二八平安禮拜會」的準備工作。不過,在那個時候,我只能做一些最末端的雜務,如寄送邀請信函,我帶著6歲、5歲、3歲的三個女兒,和剛滿月的兒子,一起折邀請卡、貼郵票等等。至於相關的論述、民間團體的橫向聯結、媒體的聯絡、教會機構的參與等,我沒有一件能夠幫得上忙。

1990年12月8日當天,我讓當時讀二年級的大女兒和其他幾位好友的小孩一起參與獻花,也邀請父母親出席這場有歷史意義的聚會。儘管這樣盡微薄之力配合,二二八的陰影依然存在家人內心最深處,因此,平安禮拜正在懷恩堂進行時,外子在教會附近靜待觀望,準備萬一發生狀況,能夠及時參與搶救妻女和岳父岳母。真如有人說,籌辦「二二八平安禮拜」是「提著人頭辦事」!

又因為在「曠野社」接觸到環境問題的信仰反省,使我開始以自修方式,涉獵西方神學傳統中科學與信仰關係的演變,意外的帶出至今即將滿30年(1989-2019)的生態關懷之旅。全職帶四個兒女的繁瑣家務,和生態關懷者協會會務的挑戰,「二二八平安禮拜」之後各種重要事工持續的進展,我沒有心力參與。不過,因為是《曠野》雜誌的讀者,因此,一直知道整個運動的脈動。

2018年下半年,海瑩、南洲邀請我參加「曠野團契」,終於讓我能夠稍微了解整個過程的眉角。

為什麼要讀歷史和哲學

「二二八紀念碑的空間意涵與建築自覺運動」(註1)一文中,學建築出身的南洲,強調建築的意義要含括人、歷史及社會等人文層次,指出:

1.舉行「二二八平安禮拜」的同時,在宗教的特殊歷史意涵之中,懷恩堂介入了歷史。

2.成為受難家屬後續活動基地,使濟南教會的建築空間,以開闊的氣勢來詮釋歷史事件。

3.在國家音樂廳舉辦「二二八紀念音樂會」,成為執政者親自向受難家屬道歉的歷史場景。

台灣整個教育氛圍,讓許多人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因文理分家而失去該有的基本通識涉獵,也就欠缺全方位的視野。「二二八紀念碑」的建構,卻以「台灣人民為主體」的文化工業火車頭自許,跳脫傳統建築專業的思維,邁向台灣建築自覺,令人動容。

這讓我想到愛因斯坦曾說過:「對歷史和哲學背景的了解,使我具備獨立性,得以遠離我們這一代多數科學家的偏見。這種由哲學洞察力所創造的獨立性,是工匠或專家與真理追求者之間的區別標誌。」台灣不缺專家或工匠,我們需要更多真理的追求者!

由下而上的運動

本文的標題,是來自我體認到:由「二二八平安禮拜」開始到新公園建碑整個過程的深層動力,就是保羅•霍肯(Paul Hawken)所謂的「神聖的不安」(Blessed Unrest)。

霍肯2017編著的 Drawdown(中譯本《反轉地球暖化100招》,2019出版)是當今面對全球暖化挑戰的重要解方。但他上一本大作《看不見的力量》(註2) (Blessed Unrest: How the Largest Social Movement in History Is Restoring Grace, Justice, and Beauty to the World),則更貼近我在爬梳「二二八平安運動」脈絡的感受。

該書強調,目前在全世界湧現,由下而上的運動,與過去意識形態之爭的差別之一是:由下而上的運動根據「觀察與不安」來發展它的觀念,意識形態之爭則是根據信仰或理論來行動。例如:達爾文是一位田野科學家,他並未嘗試反駁創造論,只是希望找出在小獵犬號航行時所看見的證據的意義。同樣的,當今由下而上的運動試著找到在森林裡、貧民區、農莊、河流和城市裡所看見的人事物的意義。

霍肯又提到:「靈感來自人性渴望去修補、矯正、改革、重建、恢復、重新想像和重新考慮。」二二八心靈重建的工程,不但和這些在全世界各地湧現的運動相似,是因為「看見」一些事實之後,設身處地,感同身受,然後盡力陪伴,並找出最佳的解決方法,過程中,更需要許多能夠修補、重建的靈感。

然而,儘管沒說過一句平反,沒舉辦過一次遊行抗爭,但還是有人批評二二八心靈重建工程是政教不分;南洲卻篤定的表示:「你要真想處理人內心平安的問題,不用宗教還可以用什麼呢?更何況我哪有搞政治?我辦的是宗教崇拜、繪畫比賽、放氣球呀!」(註3)

走遍、看見、憐憫

在當今紛雜的各種社會議題中,我們的確需要以「民主知識分子」(democratic intellect)的謙卑態度,學習分辨、取捨、進場、參與,學像耶穌當年一樣,走遍、看見、憐憫。

(作者為生態關懷者協會創會理事長)

備註

1.蘇南洲《平安,二二八》雅歌出版社 2017,頁188 – 193

2.保羅•霍肯《看不見的力量》野人文化 2007

3.蘇南洲《平安,二二八》雅歌出版社 2017,頁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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