怠惰是罪，因為人沒有承擔作為人的責任，並因此使周遭的人因他而受損。因此，怠惰不是簡單地理解為不做事，而是不做他應做的事。所以，晚上睡覺不會被視為怠惰。相反，努力學習（不只是讀書）是學生的責任，但若他將學習只限於打機，甚至讀書，這也是怠惰，因為他懶惰思考他做學生的責任。同樣，一位畢業生應該為自己生活負責任，但若他只期望得到家庭照顧時，這是怠惰。僱員要做好他的工作，但若他只是馬虎處事，這就是怠惰。然而，不怠惰又不等於只努力做事，以不休息地愛惜光陰。例如，努力地以不眠不休投入賭博或划手機並不會被視為不怠惰。所以，不怠惰要問在甚麼事上不怠惰。總括來說，怠惰是描述沒有履行由其身分或角色而來對自己和他人的責任，而這責任會隨著其年齡、身分、關係而變化。路加福音十六章1-13節的不義管家之不義，不是因他不做事，而是因為他沒有承擔由他管家身分而產生的責任。這對怠惰的理解很重要，因為我們就無需為自己適當的閒聊而感到自責和內疚。
工時過長或工作過勞
另一個需要澄清的，我們小心不要將不怠惰推到另一極端，即認為我們要努力投入工作和事奉才是不怠惰。按瑞士銀行瑞銀集團調查 (2019)，香港工時已從三年前的全球第1，跌至第16，即每周平均工作41.7小時。話雖如此，本港仍有6.42萬全職僱員工作超過72小時，當中物業管理、保安、清潔人數最多。此外，很多人放工後仍在家中工作。根據統計處公布的最新數據 (2018)，香港全職僱員每周工時中位數為45小時，較國際勞工組織建議的40小時要長。日語中有一個詞，就叫「過勞死」。它專門指工人死於與工作有關的疾病，心臟病、中風或是由於工作壓力而自殺等。所以，針對當下工作時間長和工作過勞，「怠惰」不但不是罪，更可能是美德呢！
思考怠惰
說回來，甚麼是我們應做但不做？這可以親力親為清潔、執拾房子、燒飯等。以下，我試提出兩種不是以「做」為基礎的怠惰。第一，思考怠惰。表面上，我們很鼓勵人要有批判思考，但我們不太歡迎有批判性的建議和行動，因為批判思考往往挑戰現狀，迫使人離開其安舒區。例如，香港人往往認為法治與守法是等同。因此，不守法的行動是破壞法治，而破壞法治，香港就沒有了。所以，香港人曾為2003年七一遊行驕傲，因為50萬人遊行竟沒有帶來對市容的破壞。然而，對於2014年雨傘運動的公民抗命和今年6月開始的反「逃犯條例」修訂示威所表現出來的衝擊，有些人認為不能接受，因為示威者的不守法是破壞法治。但守法的法可以是不義的法、守法的法可以是維護政權而不是保障市民、守法的法可以是馴化市民工具之一呢！這是一種威權法治，即以法治為名，進行獨裁式管治。真正的法治是民有，民治，民享（由人民所擁有，獲人民所選出，為人民而服務）。思考怠惰就是拒絕思考，接受社會和別人給我的思考，將感受等同思考。鄂蘭（Hannah Arendt）以平庸的邪惡描述思考怠惰。邪惡本身並非如希特勒般狂暴，而是可以平凡無奇地展現在任何人身上，並且其發揮的作用絕對不亞於血腥屠夫。她說，「平凡的邪惡，是因為我們缺乏思考。」
生活怠惰
除思考怠惰外，我們另一種怠惰是生活怠惰。我曾被邀請到一次中學畢業禮負責主禮，我的主題：「There is no choice, but to choose。」我們有自由選擇不同牌子的智能手機，但沒有選擇不用智能手機來生活，因為生活的大小事務都要透過智能手機進行。
中七畢業（1982年），我期望讀社工，但我期待的學校收我讀歷史。當眾人認為中學升大學是很自然或入大學就是目的時，我當時做了一個與我的同學不一樣的選擇，即選擇不升學。帶點年輕人的任性與浪漫、自恃與骨氣，我堅持不為升大學而讀大學、也不為了有較好生活保障而升大學。小學升中學時，我沒有選擇；但中學畢業後，我終於可按自己選擇。在兩年期間，我做了一個沒有社工資格的社工，即義工（智障人士、精神病康復者、戒毒者、兒童院）。此外，我常在球場踢球、做兼職福利工作員和補習老師等。儲些錢後，帶著背包浪跡中國。這期間與同學比較時，我曾懷疑我的選擇，也曾有些自憐，但若沒有當年我的選擇，我可能不會讀神學，並到蘇格蘭留學。
安息的怠惰
怠惰與不工作不一定有關係，因為怠惰關乎存有（being）多於做（doing）。然而，我們有時感到生命太重了，太辛苦了，真的沒有能力再承擔下去。那麼，讓我們休息，甚至懶惰，讓自己可以不被責任壓垮。在上主的安息，人不再以他的表現和成就來決定，因為安息是上主的賜予和恩典。再者，上主的安息不是為了工作，因為有別於六日的創造，安息是沒有晚上，沒有早上。然而，這不是屬於亡者，而是屬於生者。這是一種安息的怠惰，怠惰的安息。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副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