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會的社會關懷和參與，背後總有一套無論是自覺的、或不明文的公共神學（public theology），假如這些神學預設不經過批判，「社會職事」（social ministry）的實踐行為就可能無異於其他利益集團的「社會行動」（social activism）。英美的公共神學有時便淪為為某一政經制度提供神學理據的學術專業，更有甚者，為政權的合法性塗脂抹粉、或為政策的優劣游說護航。華人教會應汲取教訓，知道公共神學須有助反省基督徒群體的社會職事。本文試從分析香港新教教會內不同社會路線之間逐漸浮現的分歧矛盾，論證公共神學要為教會服務，而非為社會國家服務，進而不住探問：我們該成為怎樣的教會？
當教會退出或進入社會
殖民地年代的香港教會對於社會關懷的論爭，圍繞在傳講福音與社會服事之間的取捨或兼得，也就是「大使命」（太28：19-20）是否教會唯一的或最重要的使命。當時一種自稱為「基要」的立場，主張教會不應「以地上的事為念」，要專心一志做好廣傳福音和建立信徒的差事；教會不是不能本著愛心幫助有需要的人，但不應將心力資源投放於提供社會福利服務，重複政府和其他慈善組織的工作。另一些信徒卻提出「整全福音」的觀念，認為耶穌基督救贖的是人的靈魂和身體，單叫人悔改得永生太狹窄，所以教會應該同時關顧人的肉身需要，而濟弱扶傾不能靠杯水車薪的慈惠，要對社會上的不公義發聲。
類似上述的論調現已較少以非此即彼的模式出現，而且經歷了八十年代中英兩國政府就香港前途的談判、1989年天安門慘劇等重大政治事件，香港的基督徒群體在邁向「回歸」的過程中，曾經高調地走在爭取民主公義的前線。但自1997年以來，教會生態發生微妙的變化，信仰生活繼續活動化、聚會化、靈恩化，宗教市場被消費者主導，福音內容要有「實用性」才有聽眾，於是一些教人在商業世界中經歷神的所謂「職場神學」（workplace theology）蔚然成風。堂會的管治落入非神職的平信徒執事手中，教牧同工轉型為受薪僱員，接受周年工作表現評核。擁有規模經濟競爭優勢的「超級教會」陸續冒起壯大，教會的生存發展策略也要講求投資的報酬效益（effectiveness），多於講忠心（faithfulness），堂會增長顧問應運而生。教會要大、要有錢，聚會每以高官名人作招徠，他們亦搖身變成信徒領袖。這並不代表教會完全忽略社會職事，而只是將它分別外判給「翼鋒組織」（parachurch）和基督教非政府機構，結果出現「分工但不合作」的局面，地區堂會越冷漠、翼鋒組織越激進。
當教會向左走或向右走
一些關注民生和爭取民主的教會翼鋒組織在香港存在已久，可是當出現另外一批被標籤為「宗教右派」的基督徒團體，前者突然間被歸邊成為「宗教左派」。不過，保守與開明、右傾與左翼等簡化定型，不能如實反映他們的分歧。例如，在經濟政策上，所謂「宗教左派」的確支持更大程度的財富再分配，以解決貧富懸殊日益嚴重的問題，他們批判資本主義，或親近「左翼理論」、或信奉「解放神學」，但不見得一心要否定私有產權、推翻市場經濟，也從未提出任何宏觀的政治經濟理論，去徹底改革現狀。說穿了，他們倡議的是福利主義——左翼理論家眼中的「資本主義人民鴉片」！反觀所謂「宗教右派」雖較少就經濟議題發言、或公開抨擊社會的結構性罪惡，但不代表無條件擁護「大市場、小政府」放任自由的經濟體制，只是他們更熱衷於鞭撻消費掛帥的物質主義腐蝕人心。
兩條路線的真正分野，是所謂「基督徒右派」特別關注個人私德倫理（如賭博、色情等），他們本著對聖經的理解，在立法保護同性戀者免受歧視等公共爭議上半步不讓，因而予人霸道的印象；而所謂「基督徒左派」則對不少性倫理議題持開放、甚至推翻傳統教導的立場，並且堅持基督徒社會議程不應只關注單一議題，但在其他公共事務上卻長期缺席。由於「左派」為社會公義、普選等抗爭多年，早已被定性是與政府「對著幹」的反建制派；相比之下，「右派」動輒在報章頭版刊登千人聯署聲明，令公眾覺得他們財雄勢大，更有人懷疑他們為博取立場獲得建制支持而與當權者和政客過從甚密。
很少人留意兩條路線作為社會運動的共同特質。過往，「左派」是「反政府」遊行示威的常客，但「右派」也開始採用曾被認為是「太激進」的方式表達訴求，如包圍議會向立法議員請願、舉行大型造勢集會等。當這些翼鋒組織打著基督徒團體的旗號進行動員群眾的活動，他們就已經在玩一個先講人多、後講道理的政治遊戲。唯一不同的是：後者雖自命代表社會上的「道德大多數」，實際上只能動員部份信徒響應；前者卻早已跟主流教會分道揚鑣（甚至決裂結怨），轉為與公民社會其他小眾團體結連。
當教會仰望強者或成為弱者
基督徒群體一心實踐社會職事，卻變成搞社會動員，容易不慎落入政治漩渦。一些人意圖移風易俗、搶奪輿論陣地的發言權，卻被主流社會譏諷為「道德衛士」，或只能繼續一場且戰且退的「文化戰爭」，並被自己製造的道德恐慌所圍困；另一些堅持義無反顧為社會公義鬥爭到底，扮演為弱勢社群出頭的壓力團體，卻被當權者藐視為不成氣候的噪音，或只能繼續與政治冷感的主流教會脫節。一旦基督徒放棄以另類群體的生活方式實踐社會使命、轉化教會、見證天國，選擇以改變社會作為使命，影響政府的決策、立法和公共資源分配自然成為目標，我們的社會策略將自己定位為當權者的「對家」（counterpart），無論親政府或反政府，也都自抬或自貶教會身價。
這樣的社會職事縱無奪權之心，怕難以抵擋追求社會影響力的試探，或想添人多勢眾、或渴望靠近權力核心，與不同的政治勢力合作結盟，累積政治本錢和經濟實力以推動社會工程。「右派」與「左派」在此只是游說或抗衡的軟硬之別，他們背後的「神學國家論」（theology of the state）都假設了國家或政府的功能應是「為善去惡」，或體現某種道德願景、或伸張階級公義。姑勿論在實然層面，執政者是否有心有力，更重要的是：假若政府真的做到「福為民開、施政為民」，是否就是我們願見的美麗新世界？當政府擔任道德警察，強加於人民的善意就很容易變成惡意。當政府包辦生養死葬，百姓依賴福利救濟、衣食無憂，便無需為自己的將來負責，就絕非一種「健康」的生活方式（healthy lifestyle）。自從現代的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興起之後，人們習慣寄望政府提供教育、醫療、福利，甚至連就業機會也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人權；換言之，政府應承保（underwrite）人民一切生活的風險，保障人民不會遭遇不幸。但在世的幸福是上帝也不能、也不曾保證的事！
假如基督徒的公共神學也一樣如此為政府定位，難怪我們的教會觀割裂片面。我們幻想政府萬能，於是歡迎她的權力無孔不入、無止境擴張開支；教會無事可做，便只能夠或專心拯救靈魂，或責成政府劫富濟貧，或成為支取公帑資助的公共服務「承辦商」，隨著朝令夕改的政策旋律起舞。不少有教會背景的非政府機構都是「有名無實」，他們營辦的公立學校和醫院，跟其他的公立學校醫院無異，順服地按執政者的標準規章辦事，而缺乏忠於信仰價值的社會願景；他們的私立學校以躋身貴族名校行列為榮，他們的私立醫院專門服侍有錢病人，他們服膺市場的叢林法則跟其他對手競爭。
千百年來西方教會的社會職事，是用自己的資源、方法、時間和愛心服事有需要的人，今天我們卻誤以為教會的社會使命是「為小人物做大事」，於是權能、金錢成為行道的必要條件。但教會既無足夠權力去改變社會政經環境，亦無足夠錢財去餵飽常與我們同在的窮人，這豈非自尋煩惱？我們應記取「學做小人物就是大事」的道理，教會只要學習為他者得到公平的對待，願意犧牲自己的利益；只要甘於寂寞，便不怕我們的價值觀不獲當權者垂青或大眾採納。教會在軟弱之中顯出上主的能力（林後12：9-10），世人才會從信徒身上見到基督虛己的氣質（腓2）。◆
（作者現任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會智囊》副總編輯 www.mep.edu.h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