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該在乎政治嗎？

◆寇爾森（Chuck Colson）著　
◆俞一蓁　譯

如果完全不贊同政府的施政方針，我們該如何生活在這樣的政府之下？

　　聖經的答案簡單得令人詫異：就如同生活在我們所認同的政府之下一樣 。

　　提摩太前書二章裡記載，基督徒要為在上執政掌權者禱告。為什麼禱告這麼重要呢？保羅在羅馬書十三章裡說，因為政府官員是神的僕人，他們必須維持公眾秩序、為眾人伸張正義。要注意，保羅所說的不僅限於好的統治者；事實上，他是在羅馬帝國最血腥的皇帝尼祿(Nero)統治期間寫下這些話。

　　不論統治者是好是壞，不論我們是否同意他們的政策，我們當盡的職責都相同：尊重他們並為他們禱告。當然，這並不是說我們不能批評他們的政策，但即使是批評，也應該為他們禱告；這也不是說我們必須盲目地服從，而是要看他是否攔阻我們服從神。但以理與三個朋友的例子，還有使徒行傳四章中使徒的例子，都清楚指出：任何時候，只要政府官員影響我們順服神，就必須加以反抗。過程當中，我們必須採取和平、非暴力的作法，同時預備忍受邪惡官員對我們的懲罰。

　　較早我們提到潘霍華時，你可能注意到他抵抗政府。事實上，他加入認信教會並發表「巴門宣言」，正式宣告：真正的信徒必須與政府分開、與其他不採取抵抗的教會分開。基督徒有時候的確必須站出來對抗不公義、違反神託付的政權。神確實任命了領導者（羅馬書十三章），但他們必須在神所賜予的權柄範圍內行動。當他們壓制宗教自由、屠殺無辜的人時，就是違反神的託付；他們沒有履行聖經所說的維護次序、促進公正的責任，因此，他們不配再受我們的擁戴。

　　整體來說，基督徒要把政府看作神為了社會秩序、和平、正義而指派的代理人，要為他們禱告、支持他們並與他們合作，以達成這些目的。

領袖的個人道德操守與其公眾生活有沒有關係？

　　多年來，世俗主義者認為兩者間沒有關係。但當一個人習慣了某種生活形態或做某種選擇，就會影響到他們對特定問題的看法。

　　我們來看看著名的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生活。一七六二年，盧梭寫出關於自由的名著《社會契約論》（The Social Contract），但他展望的自由並不是脫離國家暴政的自由，而是脫離個人義務（家庭、教會和工作場所）的自由。盧梭寫道：「我們可以藉著轉而對國家全然效忠，來逃避那些家庭、教會、工作的要求。」也就是說，只有藉著徹底「依賴共和國」，我們才能成為「獨立的公民」。

　　盧梭寫《社會契約論》時，正面臨極大的道德困境，女傭德蕾斯懷了他的孩子，他形容自己「落入最困窘的情況」。他想要得到巴黎上流社會的接納，然而這個私生子會讓他狼狽不堪。

　　幾天後，有個嬰兒被人用小毯子包著，丟在當地孤兒院門前的台階上。幾年下來，陸續又有四個德蕾斯和盧梭所生的孩子，出現在孤兒院台階上。根據歷史記錄，那所孤兒院裡的嬰兒大部分都死了，少數倖存的也都淪為乞丐。盧梭知道這一切，他在許多書信裡竭力為自己的行為辯護。

　　他在晚期的著作中建議：教育孩子的責任應該從父母轉移到政府。事實上，他的理想國度就是，在許多不牽涉個人情感的機構裡，公民能夠免除所有的個人義務。

　　這裡所指的是，個人為了從自己的義務中開脫，轉而投向政府機構。這是否意謂他自己的選擇影響了他的政治理論？盧梭個人和他的政治理論之間有關聯嗎？不論是針對政治或其他事物，一個人的想法不是單從智識而來，而是從整個人格產生，反映出這個人的希望、懼怕、渴望及惋惜。事實上，品格是無法分割的。

　　世界上許多暴君都崇拜盧梭，從法國大革命的領導者，到希特勒、馬克思、列寧（Lenin）。我們真的能說個人行為與公眾決策沒有關係嗎？去問問集中營的倖存者吧！

(節錄自寇爾森著，《人生一百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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