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骨異鄉誓不還
父親小時候第一次上音樂課，被老師要求在班上同學面前唱一首「自選曲」，他既不會唱「兩隻老虎」，也還沒學會當時流行的兒歌，所以就吸足了氣，把平日記憶深刻的歌仔戲唱腔拿出來唱了：「男兒立志出鄉關，埋骨異鄉誓不還。」
老師與學生都笑成一堆，他覺得很不好意思。但是，這來自台灣鄉土的，充滿冒險犯難精神的歌聲，卻也隨著這段難以忘懷的、帶著窘態的記憶，一直在我們的家族中流傳。
父親少年時曾像即將掙斷線的風箏，被風引逗著，把線繃得緊緊地，朝上飛昇。但是深情的線還是把他繫住了，父親終究沒有成為那位「埋骨異鄉誓不還」的少年。轉眼過了一甲子，父親竟成為他的兄弟姊妹中，唯一留在台灣的人，照管起祖墳，擔任家族的連絡人。隨著年歲的增加，父親對鄉土的依戀也愈來愈深。通過他與母親的眼睛，總是會在平凡的生活中，發現這片土地驚人的美——火紅的鳳凰花、變化無窮的山景、每天清晨隨日出的光線轉換著的雲天，灰暗雨天乍見滿樹金黃的黃花風林木，街角一棵多瘤的老樹...
族內有好幾位伯伯，不管他們是否曾立下「埋骨異鄉」的志願，都陸陸續續地奔往美洲新大陸，或是為了避秦，離開一個獨裁的政權，或是為了自己與下一代築夢，他們尋找著桃花源，進入另一個美好的新世界，終究忘了歸鄉路如何走。
我素未謀面的二伯，已經在新大陸某處充滿陽光的地方長眠。他是家中第一位漂泊至北美洲的人，早年留學日本的他，對戰後的台灣應該是一點也無法適應的。他能幹、高傲，像約瑟在埃及一樣地運用自己的力量，在新世界為許多族親找到安歇之地。
聽說，在他的病榻邊，與他一同走上「出鄉關」之途的堂兄弟們，用他們在日本習醫時所學的德文，齊聲唱著舒伯特的「菩提樹」。這是他們的鄉愁之歌。他們一起嚮往的一個心靈故鄉，不是台灣的好山好水，不是童年舊宅窄暗的天井和熱鬧的街坊，而是舒伯特的歌曲中歌頌的，某個歐洲小村路邊的大樹蔭與水井。而這個對歐洲的浪漫想像，又是通過日本所塑造出來的，一種再製過的、層層轉化的奇異鄉愁。
我的父母在兩年前終於有機會去到「埋骨異鄉」的二伯墳前。照像留念。在加州的陽光下，大理石的墓碑閃爍著漆金的名字Koenig，是德文的「王」字，他不用漢字，也沒有用台文的白話字，而是用德文寫自己的姓。我感到驚奇。大半輩子在美國渡過的二伯，他的身分認同是什麼？他既不懷想童年的台灣，也無法被他所居住的新世界的廣闊大地所同化，一直堅持著另一片土地的鄉愁。是否他心中真正的故鄉，不在台灣、不在日本、不在美國，而是心中的一棵不斷以耐心發出安慰的低語的菩提樹？
是這片想像中的鄉土一直隨著伯伯去流浪的吧？
生命中偶見的南瓜
小時候，住在眷村附近，學校的老師，與母親的同事當中，有不少帶著濃濃鄉音的外省人。進入眷區探望朋友，小小的巷弄與簡單的宿舍，一群南腔北調人東拉西扯地談著各自的經驗，是一個陌生但有趣的地方。
就是在那時讀到筆名「荊棘」的朱立立女士所寫的一篇動人的小說「南瓜」，寫一個外省家庭的經驗：搬到台北的日式宿舍的高級將領，為自己的顛沛流離忿怒著，陰沉而不滿地面對在這片土地上的新生活，他的陰沉與暴怒讓整個家驚慌焦慮。家中的支柱是已經罹患重病的女主人，她講述著、描繪著江南故鄉的田園，為被命運扔在陌生城市的、不快樂的孩子們構築一片想像的寧靜之地。
故事最美的地方開始了：在心靈困頓的日子裡，荒廢的園中，竟悄悄地冒出南瓜藤，南瓜葉像荷葉田田，滿足了孩子們對江南荷田的想像。他們期待南瓜結果。收穫的希望讓孩子們變快樂了，雖然生病的母親低語著：「結了瓜，藤可是要枯萎的。」
沒有撒種，也沒有耕作的一家漂泊者，竟在台灣，這片對他們來說陌生而不友善的土地上，享受到了這土地的善與美。陰沉的父親也變和藹了，願意到到院子裡與孩子們觀看濃綠的南瓜葉，一起懷想一個已經不存在的江南農村。秋日，他們收穫了一個很大的南瓜，金燦燦的，吃起來甜甜沙沙的南瓜。
但是正如母親所預見的，南瓜收穫後，葉子漸漸凋萎，藤漸漸枯掉了。把南瓜殘葉當「殘荷」來欣賞，只能暫時安慰孩子與母親。而母親的咳嗽加重，喀血了，肺癆終於奪去了她的生命。母親死了，孩子們也散去了。
這個故事裡有一股奇異的力量，讓我感動。童年時期的我，也許因為那裡面所描寫的家庭關係是如此無奈，病中的母親的形像是如此惹人憐惜，而有所感觸。多年後，在台灣的族群關係問題不斷被炒作的情況下重讀，卻被那南瓜所代表的母土的生命力，與那病弱的江南女子之間交疊又充滿張力的意象所感動了。
當年那麼年輕的朱立立女士，不自覺得記下台灣這片土地的生命力，記下這片土地如何以慈愛與寬容擁抱了一群自怨自艾、焦慮掙扎的新移民，即使他們只是暫時的過客，她依舊在餵養與醫治。
「南瓜」的作者朱立立女士和我的二伯伯一樣，漂泊到美洲新大陸，在那裡，以專業的能力為自己爭到一席之地。
1983年，爾雅出了一本《荊棘裡的南瓜》，朱立立在序言中寫道：「我的成長時期，複雜痛苦得一如燃燒的荊棘。我在生活的夾縫中茍存，沒有深厚的根，沒有雨水和陽光的資潤，沒有如蓋的綠蔭或燦爛的春花可以夢想；我是裸在貧瘠的沙漠裡與自己糾纏掙扎的刺草。唯一支持我的，是一股強烈的生命力。」
這樣一個掙扎與痛苦的生命，卻也是被賦予了愛的能力，充滿感恩的：
「然而生活中也有南瓜。不知從哪裡來，不知為什麼來的南瓜。我們未曾播種，不肯栽培，我們連夢裡也想像不到的南瓜。甚至連它是什麼，我們始終都不明白的南瓜。我們根本不配得到的南瓜。」
身為一個固著於台灣土地，並領受這片土地所給予的一切美好事物的人，我滿心喜悅地看到在這個苦痛生命中的第一顆「南瓜」，出現在台灣這片土地。
流動的鄉土，時間的聖堂
自從父母把二伯在加州某處的墓碑照片帶回來，又談起那一輩漂泊的、經由留學日本而接受西化教育的台灣族親們所唱的「菩提樹」，在台北某處日式舊宿舍庭院裡伸展著蔓藤的一棵南瓜藤的意象，不斷地與那菩提樹交替出現。但我一直還是抓不住這些意象的意義。
誰更眷念這片土地呢？這裡是誰的故鄉？
2008年襲捲電影票房的「海角七號」裡，恆春小鎮的老人彈著月琴，用日式的唱腔婉約地吟唱舒伯特的「野玫瑰」，過去的統治者所代表的文化被轉化，融入這片土地所孕育的生命，所有的文化符碼都可以被解構與重整。
原來，鄉土是流動的，是在漂流當中才變得重要的。鄉土是如河水般流動的，不能被一個固定的框架形塑的。
聖經中被擄的民，唱著他們對錫安的懷想。其實，那是一個他們不能真正復歸的錫安。固執地以那地理上的城為心靈故鄉的結果，一定是會驅逐原本居住在那裡的民，強硬地要求要讓耶路撒冷成為以色列的耶路撒冷。
其實上帝的眷顧無所不在，「約的子民」並不需要向著那地理上的耶路撒冷朝聖。「約的子民」也許是可以在他們的「時間的聖堂」（守安息日）裡安歇，可以在他們的先知性格裡找到身分的認同，在被壓迫的共同經驗裡找到故鄉。
而曾被台灣土地所擁抱與憐憫過的人，任你唱的是菩提樹、是野玫瑰、是荒城之月，還是北美洲印地安人的土地之歌，這土地的擁抱會留下印記，也許，你覺知到生命中曾擁有的，未曾播種也不肯栽培，卻被給予了的美好事物，那就是你的鄉土。也許，那金燦燦的南瓜所代表的，台灣土地孕育出來的生命熱力，就是故鄉了。◆（作者現任教於台南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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