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紐約世貿雙子星倒下之後個多星期，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被《時代雜誌》評選為「美國最佳神學家」，理由是他那種專門與主流意見「對著幹」（contrarian）的神學風格無人能出其右；意思就像主耶穌在福音書裡慣常的講道修辭：「你們聽見有話說，但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 …」。與此同時，911令侯活士失去不少朋友，他們不是在恐怖襲擊中喪生，而是與侯活士絕交，因為他公然反對美國之後採取的反恐戰略，被友儕（包括不少基督徒學者和神學家）視為忠奸不分、「不愛國」的小派份子（sectarian）。
侯活士是一個極富爭議性的人物，神學界對他的評價也是兩極化的；但弔詭地，一個以抗逆（社會的、教會的）主流而聞名的學者，卻無意間被迎進了主流，侯氏可算是當今美國最被談論的神學家。而他累積超過40年的教學經驗使他桃李滿門，學生之中不少在不同的神學領域已開始獨當一面。假如上個世紀美國的基督教倫理學被尼布爾昆仲（Reinhold and Richard Niebuhr）及其徒子徒孫雄霸，到這個世紀很可能侯氏一脈將會一枝獨秀。而隨著侯活士的重要著作（如《和平的國度》、《異類僑居者》等）相繼被翻譯成中文，他的影響力將觸及華語神學界，在香港更已出現被戲稱為「港式侯派」的一班神學人。這並非意味侯活士的思想真正被教會主流大多數人接納，而是侯活士以及他的學生和其他追隨者，他們做的神學都有同一獨特的取向、姿態、文法，不停地責成教會要成為忠信的教會，令其他神學人不能對他們的挑戰聽而不聞。像市集上的蘇格拉底一樣，侯活士糾纏不休地向其他信徒追問：成為基督徒是甚麼意思？甚麼才是屬基督的（what makes someone or something Christian）在侯活士的詰問之下，往往暴露出尷尬的真相：不是凡稱自己是基督徒的都是基督的門徒，不是所有基督教會所做的都是為基督的，甚至不是任何談論上帝的都是基督教神學。
神學要以教會為中心
「讓教會成為教會」（the church being church）此金句是侯氏神學的標記，也是最常被誤解的。不少人望文生義，以為它只是空洞無物、或者同義反覆的口號。但是侯活士這句話，並非旨在為所有神學問題，提供一成不變、一勞永逸的簡單現成答案，而是提醒我們甚麼才是神學不能不問的問題。甚麼才是教會？教會怎樣成為教會？教會有否成為教會？這些都是教會必須恆常地、全體地、公開地反躬自省的問題；相反，每當教會停止就她的所是所由（希腊文telos，終極目的之意）向自己提出質詢，教會就不成教會。因此，神學思考的起點、軌跡、終點亦應該圍繞在這些核心問題上，否則神學就不成神學。本來這是自不待言的，可是當代神學（不論是在大學裡面做、或者由神學院做）往往脫離了基督教神學必須從教會而出、為教會而做的個性，或變成與人文學科的對話、或淪為哲學的玄思。
侯活士對神學的最大貢獻，在於他將神學的職事再聚焦。他沒有建構一套宏大的系統神學，而是通過改變我們的語言習慣，將神學所應該問的問題重新框定（reframing）：神學必須是倫理學，否則神學就甚麼都不是。作為一個神學倫理學家，侯活士不是要以倫理學主宰神學，而是抗議神學（以及經學）與倫理學長期分家，反對神學家（以及經學家）將倫理學視為可有可無、後設的應用難題。神學必須要幫助教會過忠信的生活。教會論不是神學其中一個學科，而是神學的根本。
於是又有不少批評者認為侯活士太過高舉教會，有將教會浪漫化、理想化之嫌，對此他本人感到莫名奇妙。當我們要求教會成為教會，就已經假設教會永遠不是完美的。教會可以喪失她的本性（being），而且歷史證明她經常跌倒犯錯；教會的本質不是自有永有的，而需要靠信徒的日常生活表現出來。可是當教會達不到忠信的要求、辜負上主所託的使命，不等如她就即時停止成為教會；反而，當教會自滿地以為自己已經完全行在聖道之中，無須再悔改認罪，才是她最徹底墮落的時刻。
作為基督徒，我們必須承認教會可以在某時某地虧損她的本性；但即便如此，同時又要認信，上主親自設立和護佑的普世大公教會不至於會完全失落她的本性，縱使她跌倒也有回轉的可能。這不是對教會內的蒙恩罪人有何不切實際的樂觀期望，而是單單出於對那位將教會呼召出來、分別為聖的上主的信心。
教會的優先性
侯活士的教會觀不是空中樓閣、烏托邦式的理想藍圖，而是關注教會作為生活的具體踐行，如何以三一上帝的經世拯救為中心活出聖潔（living holiness）。有論者嘗試借用啟蒙時期的康德式三問答來概括侯氏神學的重心。
（一）我們如何獲知世界？（知識論）
教會的責任是讓世界知道世界是世界，因為世界以為自己是自足自存，而不知道自己是被造的。而世界只能通過教會的故事，才可能知道自己是世界。這並不等同要將神學凌駕於所有其他所謂世俗的學問。侯活士的意思只是：惟有教會所講述的上帝故事，方能囊括或包含世界在內；而世界的故事卻排除上帝。教會與世界的分別，不是聖俗二分；教會的「他者性」（otherness）並不意味信徒比非信徒高人一等，亦不等同排他性。「世界」是神學概念，代表被造當中一切叛逆上主的力量，不應隨便與「社會」或「文化」相提並論。對於侯活士而言，教會也需要接受世俗的批判監督；非信徒的批評，或者他們自己的生活見證，甚至可能反過來幫助我們成為更好的基督徒。
教會在神學上的優先性，亦不代表她壟斷恩典，因為天國比教會大。但是既然主耶穌承諾與祂的門徒在教會內相遇，而且上帝又向教會交託特殊的任務，我們就惟有首先從教會內認識主耶穌，我們在教會外與祂相遇之時才能正確地辨認得出祂是誰。教會在認識論上具有首出性（priority），而不是優越性（superiority）。
（二）我們該如何在世界生活？（倫理學）
由第一種的優先性便引申出侯氏另一名句：教會本身就是一種社會倫理（social ethic），而不是擁有一套社會倫理、或需要做一套社會倫理出來；更準確地，他所指的是「社群」倫理。初代信徒最獨特的信念，不是認信一個被釘死在十字架上、後來復活的主，而是他們認為要歸信這個在基督裡遇見的上帝，必須要加入一個新的群體，以有別於世界的方式過新的群體生活。
（三）我們應如何安排、組織共同生活？（政治學）
因此，教會本身就是一種政治體（polity），是一群歸屬於上帝國的子民（a people）；我們賴以維繫共同生活的憲章，就是主耶穌的教導。教會首要的任務不是拯救、改造世界，而是要成為另類的城邦（alternative polis），向世界見證來臨中的天國。不是說教會不理世事、故步自封，而是教會必須按上帝所啟示的終末計畫，決定我們長遠的政治議程，而不是由世界當下的需要來定義我們的行動和時間表。否則，當教會倒轉以上三重的優先性，在認知上、倫理上、政治上混亂教會和世界之間的優次主從關係，教會便頓時失序。
（作者為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社會倫理助理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