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基督徒肯定這世界每一個生命，不論貧富，皆是上主所創造，具有神的形像，有著天賦的尊嚴。中產階層信徒要接受貧窮不是罪惡，當然有部分是「志願而被動的貧窮」，如懶惰、有毒癮或賭癮等，這些就不能怪責政府與別人，乃是個人選擇而帶來的後果；同樣有有部分是「非志願的貧窮」，包括傷殘人士、年長者、貧窮子女等。
基督徒要關懷社會，通常異議不大；然而當信徒要有所「參與」（engagement），教會人士只能接受做「慈善服務」，一旦教牧與信徒有進一步行動，就會面對內外不少反對聲音。面對社會結構性不公義，基督徒常感到「行人止步」，不可衝擊。
社會下流
因應社會結構的改變，向上流動空間減少，某些論述如「勤奮便可以脫貧」有可能不再適用，「下流社會」（日本社會學家三浦展提出） 的出現，意味著社會走向兩極化，貧富懸殊差距更大，中產階層逐漸消失。
面對結構性不公義帶來「下流老人」、失業中年、雙失「廢青」（香港用語，帶有貶義，指頹廢、不務正業、一事無成的青年），教會除了提供適切的舒緩措施之外，也要維護貧苦無助者的尊嚴，並倡導他們若被剝奪權利，就要向結構性不公義作出挑戰。
政府理應有責任為所有適合年齡的長者（65歲或70歲以上），不論貧富，提供基本的「老年金」或「退休保障」。這不是福利，也不是扶貧，乃是每位工作貢獻大半生的人民應有的權利，政府有其不可推搪的責任。當政府推動「強積金」，卻無力保障僱員的權益，如「強積金對沖機制」便是結構性不義，讓現行政策對僱主有利多於僱員。
正本清源
一向以來，教會參與救災恤患、扶危濟困的慈善事工，必然受到社會人士的肯定與讚賞。有南美教牧同工這樣分享 :「當我們向社區貧民派發糧食，無論政府與所有政黨人士都會讚賞我們好人好事；但當我們進一步分析社區貧窮的原因，嘗試改變現有結構性不公義，政府與右翼政黨就會批評我們為社會主義的同路人，左翼政黨則批評我們不夠革命性 ！」凡涉及消除或減少結構性不公義，最大反對聲音多來自教會內部，這是筆者多年來以牧者身分參與若干議題倡導的經驗。
一旦惡性結構形成，堂會提供的慈善服務，只能就著窮人作「小修小補」，卻不敢正視源頭，就是有少數有權有勢人士，坐享龐大財富，並不停止進行掠奪。由於這些既得利益者擁有實力，善於利用政府政策的漏洞，來為個人與企業謀取最大的利潤。當受欺壓的一方，要與這些集團角力，卻不先處理這些「不公平條例」造成的強弱懸殊，可以想像「不公義的剝削」是理所當然的現象！
當教會成立組織或機構，推動地方堂會承擔「倡導式職事」，便有教會人士認為「不應扮演壓力團體角色」，或憂慮教會過度「政治化」。但同一群教牧，面對同性婚姻、反對墮胎等社會議題時，就著這些課題而有的「參與」，則認為理所當然。原來，部分教會領袖持守雙重標準來處理社會課題，與同志團體角力時，就會動員信徒並宣示立場；與地產霸權或失信於民的政府交手時，卻自我噤聲，不敢得罪。
逆流而上
神學工作者安德遜 （Ray S. Anderson） 肯定教會的職事之一，就是「為受虐者與受壓制者作倡導」 （the advocate for the abused and oppressed）。安德遜以耶穌道成肉身生活為例，詮釋「倡導式職事」的五個層面 : 耶穌親身感受無助無能者的痛苦；耶穌親耳聆聽困苦者的哀求；耶穌轉移本身能力至受害者；耶穌揭示一切侵犯背後的邪惡；耶穌以祂的臨在轉化壓制的勢力。
教會應倡導中產信徒走進貧困人群當中，放下身段，以他們的言語溝通，具體認同他們的生活方式。現今，越來越多堂會教牧與信徒透過家訪、面談等親身聆聽與感受本地貧窮的實況；教會宣告耶穌的福音能轉移改變受害者的生命，我們更要進一步揭示現存制度或政策的不足而帶來結構性不公義。
結語
教會於不公平社會中，扮演著「槓桿」作用；每當有一方陷於弱勢當中，教會義無反顧站在那一方，從而彰顯上主的公義與慈愛。當有權有勢者，不斷利用法律的空白來掠奪時，教會要為無權無勢的發聲。一旦這些人士失勢，同樣淪為受害者，這個時候教會就同樣要站在這些人身旁，維護權益，伸張正義。
每當涉及結構性公義，不同持分者的權益不對等，便會有相反意見，甚至有爭議。教牧與信徒要發聲倡導，挑戰既有利益者，便要學習「行義而不自義」，有理性對話，開放與尊重，不迴避問題，持守信念與價值，繼續承擔國度使命。
（作者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牧師） |
